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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有剽窃《淮南子·氾论训》的痕迹。顾颉刚有《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第三七至七○页。——作者注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论得很透彻，八卦并非作于伏羲，是毫无疑问的。本来伏羲这个人的存在已经是出于周末学者的虚构，举凡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等，都是当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进展的程序上所推拟出的假想人物，汉人把那些推拟来正史化了，又从而把八卦的著作权送给伏羲，那不用说完全是虚构上的一重虚构。
八卦虽不作于伏羲，但一般人以为总是很古的东西，当得是文字以前的成品。更有些人以为是由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转化来的。其实这些见解都只是皮相。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诱导出来的。现在我把卦形列在下边，更进而加以说明：
乾坤震艮
离坎兑巽
这八个卦形里面，坤、坎二卦的生成是最为明白的。坎所象征的是水。水字的古文作，坎卦的卦形分明是由这字拉直而横置起来所成的。“坎者陷也”，水是聚集在洼下处的坎陷的，故尔由水字所形成的这个卦，以水所常在处为名，名之曰坎。《经典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坎本亦作，京刘作欿。”近出《汉熹平石经》残石亦作欿，只是坎的异文，盖以为声兼义也。
坤字，据《经典释文》云：“本又作，坤今字也，困魂反，《说卦》云：‘顺也。’”《汉熹平石经》残石作，汉碑凡乾坤字亦均作，并未见有坤字。可见坤字是后起的。才是坤的本来面目。钱玄同疑坤字出于所谓“中古文”《易》，是刘歆所伪造，我看是很正确的。知道是坤的本字便可以知道坤卦卦形的来源。我看这分明是由川字变化出来的。川字古作，把曲画中断，横置起来便成为的卦形。因卦形脱胎于川，故坤有顺的意义，顺字本从川得声，且亦以声兼义。又因大川所系是陆地，故尔坤又用为地的象征。
是震字的省略，是兑的省略，震与兑的今字和古文相差不远，都是各各把那卦形包含着的。
乾所象征的是天是金是玉，金和玉的两个字里面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字也是包含着的。天，古字作，把当中的一笔竖画去掉，稍稍加以修正，便可以成为的卦形。
离所象征的是火。火字以及从火的字，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铭刻中多作，把天字省为的同样的方法应用过来便可以得到的卦形。
艮和巽颇难解释。据《说卦传》艮有门阙之象，更想到从艮声之字有限，有“门榍”《说文》阜部，又木部云：“榍，门限也。”——作者注的含义，大约艮的卦形是由门字省略而来。门字卜辞或作（《殷契前编》四，十六），卦形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巽字据《说文》有、、的三种字形，又以顨为巽卦之巽的本字，而《熹平石经》则作巽。由这隶书虽可以导出的卦形，但在篆体是不可能的。又由巽所象征着的木风鸡股等的字形也无法导引出来。
以上八个卦形中有六项乃至七项，明白地可以知道是于既成文字加以某种改变或省略而成的。大约画八卦的人最初是发现了坎坤二卦，卦各三爻，爻所共通的画有与两种。用这两种不同的画再作别种的三爻时，连坎坤二卦共可得八种。他为这种数学的必然性所感动，便把自己的理想来依附起来，选了一系列的适当的字来作为了八卦的名号；于是八卦的成因便受了掩蔽，而它们的神秘性就呈显了出来。
由既成文字所诱导出的八卦，它们的构成时代也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由火字所生出的离卦，或形所附会出的“离为火”的观念在利用着春秋以来的字形，已经可以明白，而殷周典籍以及古器物文字，如卜辞与金文之类，丝毫也没有表现着八卦的气味。八卦的卦形最好拿来作图案，但是青铜器的图象中尽管有不少的神秘的花样，而却没有一件是利用到了八卦上来的。宋人书中有所谓“卦象卣”，是有一个字的铭文和卦象相似，一个作（《博古》九，十六；《啸堂》三，二；《薛》三，二），又一个作（《续考古图》五，一），其实并不是卦象。张伦《内府古器评》（上卷十七）称第二器为“渊卣”，又是因为与字形近之故，然而也不好便定为字。大凡古器铭文仅有一二奇字，或如图画，或似符箓样的，都是作器者的族徽或花押，是无法认识的。
第二部分：《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2）
再从八卦所被依附着的思想来说，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单就金文来说，春秋以前的长篇大作的铭文很多，表现到超现实的观念上来的也很不少，但都是只有至上神的天，或者称为皇天（《大克鼎》、《毛公鼎》），称为皇天王（《宗周钟》），又称为帝（《钟》），称为上帝（《大丰簋》），称为皇帝（《师簋》），称为皇上帝（《宗周钟》），真是屡见不一见。但决不曾见过有天地对立的表现，甚至连地字也没有。便是在典籍中，凡是确实可靠的春秋以前的文献也没有天地对立的观念，并且也没有地字。《尚书》的《金》和《吕刑》有地字。《金》云：“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吕刑》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两篇本来都是有些疑问的东西，单是有这地字的出现，也就可以知道它们至少是当得经过了后人的窜改。
总之，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三《周易》非文王所作
八卦既不能出于春秋以前，所谓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再系以卦辞爻辞的说法，不用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但我们为慎重起见，不妨也把这项旧说来研讨一下。
最初说文王演《易》的是司马迁。他的《报任少卿书》上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又在《史记·周本纪》上说：“西伯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在重卦说上加了一个“盖”字，已经可以知道这只是推拟之辞，根据是很薄弱的。他所有的根据大约也不外是《易传》上的下列的两项推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同上）
作《易传》的人只是疑《周易》是文王时代作成的东西，并没有说就是文王所作。司马迁却未免太性急了，把作《易传》者的疑问都肯定了下去，而且还更进一步，定为了是文王作的。这真是未免太早计了。
其实照史实看来，文王并不是能够作出《易经》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在他的祖父太王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大雅·》，诗中的古公即是太王。或以为非者，非是。——作者注，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自己，尽管是一族的王长者，而他还亲自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
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尚书·无逸》）
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楚辞·天问》）
荷蓑与卑服固是一样的寒伧，而打谷种田与看牛放马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以这样的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要说他作出了一部《周易》，那在道理上是怎么也讲不过去的。
不过著《易传》的人疑《周易》起于殷、周之际，也多少是有些根据的，便是《易》的爻辞里，有几处明明说到了殷、周之际的故事。例如说：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
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
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
据这些故事看来，自然会以为《易》之兴是在“中古”，但作《易传》的人却看脱了好些以后的故事。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卫）迁国。（《益》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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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