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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自由的。
但是，假如不是这样，某甲持刀逼迫某乙让座给他，那恐怕就不是争吵的问题了。如果某乙反抗，那就会产生流血事件；如果他不反抗，就被迫利他了。这是个什么社会啊？这不就是强盗社会吗？就像黄宗羲讲的那样，我不准你自利，你必须利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不是强盗社会吗？
因此，我们说，一般来讲，利他引起的博弈，的确没有利己引起的普遍，《镜花缘》似的讨价还价很难见到，这只能说明，双方自利比双方利他要更常见。但是，尽管更常见，我们提出的经济人预设仍然不是以这个事实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即使那个不太常见的事件真的出现了，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预设制定的这套规则，还是能够成功的运作的。这也就是第一位左派朋友提出的那个质问，他是对的。两个人都自利，他们可以讨价还价；两个人都利他，同样也可以讨价还价。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无论为了利己还是利他）想把价格拉高，另一个人（同样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要把价格压低，在不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情况下都只能讨价还价，最后总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
经济学预设不能有二元性：关于“豪迈人”的说法
不管是两个自利的人，还是两个利他的人，逻辑上讲，即使“君子国”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经济人预设逻辑上推出的那套原则仍然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我们先假定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然后按照这个预设搞一套制度，规范了你的各种权利，你的“一毛”别人不能去拔，当然你自己可以奉献，你也不能拔别人的“一毛”，但是你们可以自愿交换。那么，假如你不自利，这套制度照样可以运行，而且可以运行的更好。甚至在“君子国”它也同样管用。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高尚，你的确是自私的，这套制度也可以成功运作。这有什么不对？凭什么说这样“预设”就会导致道德堕落？
其实，真正会导致堕落的恰恰是经济学预设的二元性。有人说，既然事实是世界上有些人自利，有些人利他，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两种预设呢？那不是更“符合事实”吗？
但我前面讲了，预设与这种“事实”无关，它要的就是一视同仁。对一切人只能做同样的预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一些人假定，他是经济人，而对另一些人假定，他是道德人，也就是预先假定他是要奉献的。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知道，前些年国企改革的时候，很多人很有意见。它和农村改革不一样。因为农村改革就是人民公社的土地，每个人一份，分到了各家各户。但是，国企改革，就是管理者成了老板，工人就下岗了，被赶出工厂。于是，那个时候的中央电视台在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反反复复播送一条公益广告，是刘欢唱的一首下岗工人之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当时，我们的改革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这是个什么预设呢？显然，这是对这些工人提出来一个非经济人的预设，一个“豪迈人”或者说是道德人的预设。假定这些人是对自己的利害看的很开，很豪迈，给剥夺的一无所有也很坦然，“只不过从头再来”嘛，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去争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你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呢？
而我们设计这套改革方案的人也有个假定。他们说，掌权的人，如果他们的利益不得到满足的话，他们是没有改革的动力的。你要让他们白白放弃权力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得赎买。改革只有在承认既得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寸步难行。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老实说，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道理。
因为，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讲，任何人都不愿意白白失去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些人讲的承认既得利益，似乎只是承认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对于一部分人，有权有势的那些人，你就假定他是经济人，他的利益是要尊重的，你要改革，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好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你就不做这种预设，你就假定这些人是很豪迈的，他们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不过是从头再来而已，不会去跟你计较什么。
那么，这是一种经济人预设吗？当然不是，可是，这样的一种预设，以及以这样一种预设为前提推出来的改革做法，是一种什么做法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可以把你抢的一干二净，一脚把你踹出去，我自己做老板。然后，你从头再来，我们就搞所谓的竞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独吞了，把你一脚踢出去后说，我和你要竞争了。你说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我要说，这个经济学预设的一元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搞二元的预设。
如果你说人是自利的，那么你就应该承认，领导也是自利的，工人也是自利的。领导不豪迈，凭什么我们要豪迈啊？为什么不是他豪迈呢？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制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规则来，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要把经济人预设的逻辑一以贯之，我们就应当承认，转轨中的人无分上下，都不甘心为“伟大的市场经济”作牺牲的。
尽管市场经济可能是个好东西，但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不能好处都归了你，代价都是我承担。我们应该承认，在进入市场的初始交易权利，应当重视转轨中的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代价与回报的对应性，也就是我们应该重视经济转轨中的公正原则。
相反，如果说过去那种使天下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的预设，恰恰造成“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极端不正义的话，那么，今天转轨中的不正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搞了“两种预设”的结果。也就是，经济人预设和所谓的道德人或者叫做豪迈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利害的豪迈人预设，这两者矛盾相冲突的结果。
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事实上，经济人与豪迈人作为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作为两种“预设”分别用于不同的人。合理的做法只能是：对所有人而言，豪迈人或道德人只能是每个人用于自律的道德修养，而在人际关系上作为制度、规则安排的逻辑预设只能是经济人，这两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因此，在个人道德理想上，我们用不着忌讳高调。改革以后，有些人就说，过去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个人道德上过于高调，提倡大公无私之类，于是，我们制造了一个乌托邦。其实，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在个人道德要求上真的是很高调的吗？我真是很怀疑的。
比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60年前后，中国搞共产风，结果饿死了很多人。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饿死了三千万人。那么，当时有很多人的确是在那里唱高调，要无私奉献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啦，等等。我可以假定，假如这些唱高调的人，这些放卫星的人，如果他们自己饿死了，自己累死了，那你的确可以说，那是高调，那是乌托邦，那真正是高尚过度了，那真是过分虔诚了。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唱高调的，刮五风的，放卫星的，他们没有一个被饿死。而且是在民众的尸骨之上，“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被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有谁问过他们？你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伟大理想而献身，你饿死吧，愿不愿意？如果他们不愿意，这和理想不理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讲理想，但是，你事实上又没有献身，这和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人，用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来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不是在道德上高调吗？这是个乌托邦吗？当然不是。那么，如果你真是道德上高调要求，我这里讲的是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再高调都不怕。我们也不需害怕乌托邦，什么叫做乌托邦啊？所谓乌托邦无非就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也不见得就是灾难哪。我们的先贤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