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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还有不少吟诵古今人物的诗，如刘铭传、文天祥、郑成功等等。《刘铭传》二首是他第一次发表出来的作品。刘铭传原为福建巡抚，抗法有功，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改任台湾巡抚，在位六年，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使台湾面貌焕然改观。1922年4月，《台湾》杂志征诗，词宗是林献堂，诗名便是《刘铭传》，七律，限一冬韵。赖和以两首诗应征，分别获得第二名、第十三名。另一次以《文天祥》为题征诗，赖和获得第十名。纵然赖和天赋学养都佳，但若无对这些爱国人物的崇敬，也写不出如此佳绩。
赖和传统诗中，诵郑成功的相当多，可以说是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之最。这一点竟被人说成是对台湾历史上曾有过的独立的肯定，（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9页。）不知是笔者理解错误，还是作者对历史真的不了解。郑成功有开台之功，他所创建的台湾政府只是独立于清廷，而非中国；郑成功开台的本意，则是反清复明。这是世人皆知的，毋须笔者多说。
1941年12月，赖和被捕入狱，苦熬了多日之后，因病重被释，不久便与世长辞。虽然他此生遗恨：“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转引自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52页。但是他已经看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灭亡的下场：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这首诗完成于作者去世前夕的1942年，他看到了台湾人民终将驱逐炎日、拯救自己于苦难的希望。
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
综上所述，赖和之于中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
赖和终其一生都热爱祖国，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坚持不穿日本服装，不用日文写作，是人尽皆知的，而他不与殖民统治者合作，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斗争，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他接受当时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五年医学教育，成为医生之后，仍有“我生不幸为俘囚”之叹。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他思想的底蕴，不论在社会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中皆流贯其内。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易充分探究他的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日据统治的严酷，他不可能留下什么爱国思想的文字记录，从他两次被捕抄家就可知道他处境的艰难。繁忙的医务和文学活动，也使他无暇记录他的全部思想，哪怕是用比较隐晦的语言。但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文章、谈话记录和人们对他的回忆中看到他的爱国思想的脉络。尽管是点点滴滴，却也散发出掩饰不住的光辉。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基础与根源。
赖和从不认为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为此不需要做特别的表白，有人据此说在他的作品中“实在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沙文思想”，（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甚至有把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的政治理想，这是对赖和极大的诬蔑。且不论殖民地人民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是不是“民族主义沙文思想”（难不成要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台湾人向殖民者日本民族臣服？），赖和的汉民族意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毕业生，是接受日本教育培养出来的最杰出人才中的一个，日文应该有相当的功底，可他一生的创作全部都是用汉文，连一篇日文作品也没有；即使是因治警事件被捕，在狱中申请看书，亦使用日式汉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书写。早在1921年底赖和开始练习新文学写作，1925年正式发表新文学作品，语言的应用即是中国白话文，写出任何中国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作品。他的作品向以中国传统干支或西历纪年，从未署日本年号，提到中国时坚称中国不称支那，这与复元会的主张完全符合；而且对乙未割台之役以事变称之，称台湾人为“汉族的遗民”，（赖和小说《棋盘边》。）自称有“遗老的气质”。（赖和小说《雕古董》。）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因为要逃避严厉的检查只能隐寄微言，而不为发表、纯为抒情言志而作的传统诗，具有特别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身份，积极组织并参与传统诗社，就是要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尤其当1937年6月报章杂志的汉文栏被强迫取消之后，更具有文化抵抗的深意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24日，台北各界在港町文化讲座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4月3日，赖和撰写挽联、挽词各一幅，以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及对祖国同胞的关怀。挽联如下：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挽词是：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吗？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建设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远无穷，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轴拆，海横流，山爆烈，永劫重归，万有毁灭，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赖和全集》第3卷第5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挽词中，赖和把自己作为“四万万同胞”中的一员，感谢孙中山先生的“呼喊”，“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挽联中有“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的句子。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正因为对天骄——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对“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的厌恶和对祖国“豆剖瓜分的危惧”的痛心，都增加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的爱戴之情和悼亡之痛，他才会用如此激情的语言呼喊出他强烈的心声。他在最后不是使用一般的通称“先生”，而是进一步地强调“我先生”，哀恸之情极为强烈。这个“我”字，仔细品味，不光表示出哀痛，还蕴含着民族认同、祖国认同的深意。
有人说赖和晚年思想发生了变化，浓重的汉族意识逐渐淡薄，代之以“台湾是台湾人的”独立意识。而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所见到的是，黄得时曾自述1937年他大学毕业应聘《台湾新民报》副刊主编，前往彰化请教赖和如何编辑副刊时，赖和当场明确提出四点指示：
一、现在虽然是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
二、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
三、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
四、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准。黄得时：《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联合报》1984年4月5日。
赖和的国族意识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赖和对白话文的热情，也明示了他的国族意识。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成人之前，并未离开过台湾，又生长在与大陆隔绝的日据时代，根本接触不到当时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