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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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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涌自永不涸干的心泉的眼泪…… 
   
  赖和虽然死了,却活在人民心里,常有人到他的墓地去祭扫。这是人们感谢他、怀念他的行为,本不足为奇。可令他的亲友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墓上竟然不生杂草,始终是光净的。后来才弄明白,群众中有一种传说,说他的墓草可以治好人的病,所以草一长出,就被人拔去当药服用,“他的墓草多被景仰他在生的人格和医术的人们,取作医用。墓门常洁,野草常绿” 
          。(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更有甚者,还传说他做了高雄的“城隍爷”,“彰化市近乡的神棍,并且利用他,庙里的童乩‘举’这‘和仔先’(他本名赖和)的乩,大医人病,大赚其钱” 
          。(一刚:《懒云做城隍》,《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20日。)其中的迷信色彩固然不足取,“地下的懒云倘若有知,定必苦笑,而作他慈祥而不形于色的愤慨”,(同上。)但也充分显示了赖和崇高的人格力量。试想,若不是他在人们心目中有如圣贤般的威望,神棍们也不会想到要利用他。不是随便树个什么神明,都有群众长期膜拜的。 
  二、孝悌诚信——文人操守 
  赖和的相貌十分平常;他的好友陈虚谷有诗为证:“看来不过庸夫相,那得聪明尔许多。”(陈虚谷:《虚谷诗选》,(台湾)中华诗苑1950年6月出版。)王诗琅(王锦江)也说:“他不是那种才气焕发的才子型人物。他不苟言笑,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他常常会不断地左顾右盼,有一种时常担心会不会妨碍了别人的谦逊。”(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杨逵则说:“让人觉得他有若小乡下的读书人似的,淡淡漠漠,把一切都付托于人。”(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黄邨城的描绘更加细致传神:“我在庄宅初见他时,误为焕珪兄或垂胜兄田庄上的管家。穿本地的短衣裤,留几根八字须,举动是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是谦虚而得体,在表面上看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黄邨城:《谈谈〈南音〉》,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3页。) 
  从这些与赖和同时代的人的追忆中,约略可见他的性情容貌:温厚、谦和、质朴、淡漠,一派有文化的乡下人模样。 
  赖和在立身处事上很传统,孝悌诚信,他恪守不爽。对病人,他是个好医生;对青年,他是个好师长;对亲朋,他则是个好儿子、好兄长、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 
  赖和夫妇生过九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长成,其余的都患病夭亡,对身为医生的赖和来说,确是一个个非常残酷的打击,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新诗《思儿》,思念他早夭的爱子“芳儿”,满纸是声泪俱下的呼唤;散文《圣洁的灵魂》中,对“自己的儿子药杀了三个”充满了自责。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儿女,诗文中常常流露出慈父的深爱,如用方言写成的新诗《呆囡子》,副标题是“献给我的小女阿玉”,一声声薄怒轻嗔,谁都能读出其中的钟爱之情。另一首没命名的诗歌,对“孩子的可爱”赞不绝口,请看其中一段: 
   
  儿子的可爱 
  是做过父亲的谁都经验来 
  别没有什么期待 
  不望他来显扬父母 
  不望他来光大门楣 
  却也不晓得可爱在什么所在 
  只是爱他的可爱 
   
  赖和有一部作品《狱中日记》,是他于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被捕入狱后所作。据说这是赖和“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是“血与泪染成的日记” 
          。(杨守愚:《狱中日记·序言》,《赖和全集》第3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6页。)在这部日记中,赖和记录了自己的牢狱之苦,但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使他忧心如焚的,是家将破灭,年近七十的父母无人奉养,儿子的教育无以为继。他对新近因病去世的弟弟无比地痛心,充满后悔、自责,而对弟弟的遗孤说不尽地挂念。 
  对待朋友,赖和以诚相交。从他大量酬和贺悼的诗词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朋友们的点点滴滴,总觉得“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他们的喜事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悲伤,为他们的远游而牵挂。杨云萍在《追忆赖和》一文中,回忆赖和去世前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在病房里,他们执手交谈,是那样知心、默契。杨云萍家里的书房名“习静斋”,藏书很多。赖和说:“一等病好,一定到你家打扰一个礼拜,好好读读那些书。”杨云萍在文中叹道:“赖和先生为人的客气,使他一生几乎从来不曾去‘打扰’过任何一位朋友。……啊,吾友,习静斋的藏书,竟永远不得你的阅读啊……”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对赖和“身后的我们的哀愁的万一”。 
  王诗琅认为赖和“还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气质”,(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这个说法在个人操守层面上大抵是不错的。 
正是由于赖和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家乡、人民、亲人,才激起他对殖民者无比的仇恨。他至死不渝、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就来源于此。 
  三、诲人不倦——良师风范 
  赖和每天医治百余名病人,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才能坐下来为刊物编稿,自己还要抽空创作,但他从不因此而推卸培育新人的责任。对文学青年,他是个称职的导师,几乎是“拼着老命”去照顾提携他们。 
  据杨逵在《忆赖和先生》一文中回忆,大概是为了向赖和求教方便,他在“赖和医院”附近租了一个茅葺的小房间。为了租这个小房间,赖和还帮了许多忙。杨逵和文友们把赖和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随便出入。赖和的客厅里放着好几种报纸杂志,文友们就随意阅读,随意发着议论,又随意地走了,完全不必理会主人存在与否。大多数时候,赖和都在忙着病人,仿佛不理会文友们的存在。“然而,只要有一点空隙的时间,先生仍然会从他的诊察室到客厅来。但不论先生之来、先生之去,都至极飘然,不引起我们或者先生的特别注意”。杨逵觉得:“这就像一家人在家中起居,并不互相在意一样吧!”每当文友们身体不舒服,只要往赖和面前的小圆凳上一坐,把衣服解开,不待开口,听诊器就伸了过来,查明病情,一等药方开出,药就送来了,医患双方谁都没想到医药费的问题。 
  后来,杨逵以种花谋生,带着妻儿住在远离街市的地方,赖和还专程前去探望,关心他日子是否过得去。杨逵回忆道:“虽然我接受先生物质上的援助的事并非再三,但现在每想起当时的情况,总是眼热心塞。先生是断然不将他的好意强加于人的。当他向人施其善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得一点也不显眼;不增加对方精神上的负担。” 
  赖和还成为杨逵的“命名之父”。杨逵本名杨贵,他对这个“贵”字深感厌恶,但也不曾深思起个什么样的笔名,就在呈给赖和的文章上漫不经心地署了个“杨达”。赖和认真地用红笔圈去“达”字,清楚、明白地改成了“逵”字。从此,台湾文学史上就有了“杨逵”这个不朽的名字。 
  杨逵初登文坛时所写的文章,总是得到赖和认真地批阅、润改。杨逵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有一篇中的一段是描写一个贫农衣衫褴褛,用以表现其穷苦的状况。作品寄到赖和那里,不几天就被寄了回来,上面有许多精心的删改和亲切、热情的评语。描写贫农衣衫褴褛的一段,被赖和全部用红笔画去,只改成一句“破了又补”。杨逵看了,“雀跃而喜”,明白自己“所想表现的那个贫农,并不是个不三不四的乞丐啊!我所想要写出的,是一位不为困苦所屈,坚决地想工作下去,想自己站立起来的贫农。对于这样的主人翁,‘破了又补’的一句话,便增加了仆而再起的千斤的重量” 
          。(杨逵:《忆赖和先生》,《台湾文学》3卷2号,1943年4月28日。) 
  杨逵的处女作《送报伕》的前半部是经赖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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