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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说得很明白，“我”之所以不把孩子送进书房，是因为那里没有敢于违抗官府律令的先生，学不到能使殖民地人民改变性格奋起抗争的东西，但学校同样是培养顺民的地方，他只得寄于“渺茫的希望”，祈祷孩子不要像长辈一样无能。
作者把回顾求学经历说成是一种“无聊的回忆”，缘于他视传统式的私塾教育和殖民政策下的学校教育，本身即为一种无聊之举，除了替殖民政权培养奴才、顺民而外，对学生来说，于自己、于家庭、于国家、于民族，百无一用。表面上平静略带嘲讽的口气，实则蕴含着对台湾人饱受屈辱和蹂躏且逆来顺受的悲愤已极的情感指向。
五、历史的思考：《我们地方的故事》
家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稳固的基石，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世上少有，因此，对家国的思恋、仰慕、慨叹和赞美，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几千年绵延不绝。而且，几乎在每一位抒发乡情的作家笔下，家乡都是一首动人的歌，“儿不嫌母丑”，哪怕家乡再穷再糟，对它的记忆也总是温馨美好的。赖和此篇也写自己家乡，内涵却是与众不同的。它侧重于家乡的今昔对比，但并不落眼于今不如昔或昔不如今，而是从批判殖民地性格的角度对“我们地方”的历史作一种思考，并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和日本统治者的反人民的本质。
文章从城楼被拆，城的概念却依然存在写起。城楼被遗老们当作是“历史圣迹”的象征而珍重，但当局却借口它妨碍了现代交通，决意拆除。遗老们强烈要求保存古迹，但又出不起保存的费用，只得含泪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拆。这一方面是现代机器文明对早已腐朽了的传统文化的致命冲击，另一方面这座城本身当初的建造就不是为了保护百姓，而是出于“县大老爷”莫名其妙的长官意志，造的不是个地方。还有一位县官认为当地“山无主峰，民好作乱”，造假山筑阁以作镇压，当时并没发生效力，却在今天得到了应验，“我们地方就真正安宁，人民也真正同化”。这两句话显然是反语，在日本人的欺压和盘剥下，人民的不反抗，就只会有统治者单方面的安宁。赖和慨叹自己这地方“不会有杰出人物，也不会有众望所归的贤者”，人们只会在小的利益上相争夺，而没有人顾及民族大义。赖和还回顾了当年造城的历史，沈姓富户为了自己的私利和名声出钱建造城楼，并非真的“急公好义”。这城对百姓也没有过什么好处。
最后，作者从此城的营造费与建造孔庙差不多，引发出对迷信鬼神的批判。在孔庙发生一丁点异变，哪怕是飞来一只不常见的鸟，发现一条奇异的蛇，都会被当成大祸的预兆，引起民众极度的不安。然而，就是这被视为神圣的孔庙明伦堂，不久以前被殖民当局充做监狱，在此有六百九十三人被送上绞台。这明明是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害，却被说成是宿命，死去的人在他们当初投胎的时候，“已经受到来生最后的宣告，这现实的生，就是赏和罚的结果”。如此，灾祸根源归于鬼神，淡化了殖民者的罪恶，也弱化了人民反抗的斗志——既然是惩罚前生的罪孽，既然是不可抗的鬼神力，那么，还斗什么呢？只能“抱着不安的心，在等待变异的到来”。
这就是赖和笔下“我们地方的故事”。并非他不爱自己的家乡，正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出他对封建官僚和殖民当局肆意糟蹋“我们地方”的那种“出离的愤怒”，以及对民众的不争、迷信由衷的痛心。而这种愤怒、痛心又全用嘲讽、反语的方式说出，比如：
城的营造费，听讲与起圣庙差不多，这真使我不平。要保护这一城蠢蠢百姓的所费，竟和奉祀一个生民未有的圣人相等，啊！这真有辱尊严，犯大不敬，世间岂有此理。
这样的文字在本篇中还有多处，不一一列举。
第三节 广泛意义上的杂性文体——杂文简析
散文，在中国古代与现代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古代，韵文之外的文体均称散文；现代散文则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性的文体。但现代的“散文”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包括多种分支，杂文就是其中之一。而杂文这一概念也不单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杂文，是指“文艺性的论文”。它既有论文的性质，又有文艺的特点，多运用尖锐、隽永而又形象化的语言，通过譬喻、反语等手法来及时地针砭时弊。这样的杂文毫无疑义应归于散文门类之下的。可是，还有一种广义的杂文，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里，因各种文体合在一处而形成的“杂”，与文艺性有否不大相干，并非现代文体概念上的杂文。鲁迅的杂文集中，杂感、政论、随笔、讲演、通信、日记、传记、墓志、序跋、文评、考据、絮语、启事、寓言、对话、广告、表格等等，无所不包，其中有不少并无文艺性，作为散文的子系统就有些牵强。
《赖和全集·杂卷》中，“杂文”一栏与鲁迅的杂文集有同样的情况，十九篇面目各异，有人物传记、杂感、挽联挽词、佛书译文、剧本、政论、序言、趣意书，等等。如果以“文艺性论文”这个概念辨别，这些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杂文。《伯母庄氏柔娘苦节事略》、《一日里的贤父母》、《孙逸仙先生追悼会挽联、挽词》有文艺性，但不是论文；其他能算论文的又缺少文艺性。不过后者多少运用了杂文的某些手段，也就带上了杂文艺术的色彩，把它们作为广义的杂文来看待，未尝不是一种便于我们研究讨论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特点是：
一、政论文所独有的逻辑性
这些文章都具有政论文独有的较为严密的逻辑性，说理透彻，不容辩驳。
如《孔子曰》是用文言写的政论文，从内容看，应是参加新旧文化论战的文章，但似乎没有发表。文中，作者站在“新学”的立场上，反驳孔孟之徒对新文化的非难，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文章对“弃道德，堕伦常者，当尽为新学之人”的说法之以鼻，针锋相对地指出：“而其实乃反是有自谓道德之士，圣人之徒者，口孔孟而心盗贼。”他认为：“盖人心日新，社会时变，以四千年前之道德，而欲范围今日之社会，亦见其惑而已。”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和《谨复某老先生》，是赖和阐述自己的新文学观念的两篇重要文章，很明显是在与某旧文学的卫道者论战。文章针对对方的指责，发现其中的矛盾，予以剖析，揭示出新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以理服人。例如说旧文学的对象在士的阶层，不屑与民众发生关系，且系文人吟风弄月的玩物，亦自不妨简洁典重；而新文学以民众为对象，所要反映的是现社会待解决要紧的问题，不能不详细明白。这就驳斥了对方对新文学“冗长”的攻击。
作者还擅长“以子矛攻子之盾”。“某老先生”显然对新文学中的西学影响表示不屑，以此作为新文学数典忘祖的罪证。赖和在《谨复某老先生》一文中先指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十分正常、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而且，“人们心理，不见有多大悬隔，表现方法，偶有雷同，本不足异”。然后，他笔锋一转，说：
若以这些一切，皆可唾弃，唉！想老先生一定尚在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在披阅蒲编竹简，虽有洋痰壶，打算无所用罢！还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老先生也利用到报纸，虽无牛油臭，汽油的臭味固很强，见得势利的套圈，人们是不易逃脱！
拒绝吸收西方的、现代的、进步的文学观念、文学方法，却也在使用西方的、文明的、现代科学的产物，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二、将抽象道理具体化的形象性
从上面所引的那一段，可以看出赖和比较善于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读者可以想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