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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台湾同胞一样，虽然不得不“转籍日本”，但心中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泯灭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让子弟上了公学校，汉学也不废，这就摆明了他们的态度。以往读私塾，是为了让孩子能“学而优则仕”；现在此路根本不通了，只有读“日本书”才有前程，汉文化教育不仅不能做官致仕、光耀门庭，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他们却仍然不放弃。因为他们要在后代心里扎下民族文化的根，用赖和儿时听来的话说，就是“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5页。）他们要子孙读书做人，读中国书，做中国人，说穿了，这是对日本殖民者的一种文化抵抗。
十岁那年，父亲将他送进“书房”（私塾），接受传统汉文教育。赖和对读日本书有些惧怕，怕的是“剪发”。这对他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像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学校就不敢去”。（同上，第231页。）当然，这种说法有几分可疑，一个十岁的孩子，读什么书，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赖和也说：“当时读日本书的人，大部分总要受劝诱。不是，讲歹听一点，也可以说受到官权的威迫，才不得已去进学校。”（同上，第230页。）进了“书房”后，受先生屡次催促，赖和才于同年10月底进了公学校。至于“那书房先生，为什么教人舍弃圣贤的事业，去读日本书”，（同上。）赖和说他一直没有弄明白，其实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那先生怎么能抗拒得了殖民政府的淫威？
赖和每天上公学校之前，先到“书房”早读，公学校下午是没有课的，须去“书房”上课。家长们视汉文很重要，对“读日本书”不大关心，甚至有些厌恶，认为会妨碍汉文教育。赖和则相反，他喜欢公学校而厌恶“书房”，但并非缘于功课或其他什么，而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
“书房”的教育是旧式的，家长和先生并没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学习汉文，也不认为学生有明白的必要，只是一味强制学生们读。小孩子整天正襟危坐地念书，没有一点儿趣味性的活动，稍有些错，竹板子就打到身上去了，“皮肉时时颤战地预备着”，“好似先生的智能，由竹板的传导而始注入学生脑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而且，“当时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筢，可以说名声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间的信任，名声也就愈高，学生也就吸集的愈多”。（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6页。）尽管惧怕，还不敢不去，家里的督促还可以欺骗，先生的催唤也可以逃避，但同学们的捕捉，就无法抵抗了。如果某个学生被两三次催唤，还不去上学，先生就派了其他学生到家里来捕捉，那场面非常有趣：
平日学生们在书房里，正苦无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么差使，学生们总争先奔赴，何况这样差事，是顶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个，有的扶头，有的把脚，推推挽挽，像缚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恶过的也可偷偷打他几拳，捕进书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戏更有趣味啊！所以学生们，总踊跃从公，任你闪到什么所在，皆被他们搜索出来，不去！教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没有安上铁板。虽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同上，第238页。）
尽管“书房”学习是被动的，填鸭式的，但几年下来，也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基础。
公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每堂课的时间不长，课间可以自由地嬉戏。赖和刚去的时候，一来年纪小，二来殖民统治刚刚稳定，差别教育制度也建立不久，台湾人肯把孩子送入公学校的还很少，因此，公学校上课讲故事的时候居多，像“书房”那样方式的读书不常有，体操也和玩游戏差不多。他非常快乐，觉得学校和“书房”比起来，有乐园和监狱的差别，于是琢磨着找一个能全天留在学校而逃避“书房”的办法。还真让他给找着了，那就是打扫教室，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恨的是，先生总让那些“优良学生”去干这事，十次也轮不到赖和一次。平日里，先生还算和善，也不像“书房”先生那样常以冷面孔向人。
过了两年，情况不一样了，学校上课不讲故事了，“所讲多是没有趣味，使人厌倦的那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讲是修身。体操也不似游戏，那按规照矩的动作使人讨厌”。（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2页。）这里的修身，是公学校的一门功课，专门向台湾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体操也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军事训练。公学校的教师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随着不断地升上高年级，先生调换，他们的态度也渐渐威严起来，爱打学生了。“书房”先生打学生，总是学生犯了错，需要教诲他们如何立身处事做人，打是让他们悔过长记性；而学校的先生打学生，常常是轻罪重罚，甚至学生根本没有犯错，无缘无故地挨打。况且，日本先生的打骂，完全不带教诲的情味，“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同上，第237页。）很明显，日本教师对台湾学生的责罚，从根本上说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年纪小小的赖和及他的同学们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胸中涨满愤恨，终于有一天，发动了一场罢课斗争
—— 孩子们一齐跪到公园里，不去上课。校长追究起原因，向学生保证他们不再挨打。赖和生平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就懂得了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必须通过斗争。
十四岁那年，赖和入“小逸堂”拜黄倬其（黄汉）为师。这是为了让赖和等学子更好地打下汉学基础，父兄们精心地选择了黄倬其这样博学多才、教育有方的私塾教师。据赖和回忆说，黄倬其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做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乙未年（1895年）日本据台，他认为靠书本不能保国救国，“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可是“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赖和：《小逸堂记》，《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7页。）从这一点看，他的爱国心、报国志都是很明显的；父兄们让他来教子弟，用意也是非常清楚的。后来，黄倬其还跟随他的东翁（雇主）“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而返”。（同上，第198页。）他的“素报”是什么，赖和没有明言，但不难猜想出来。黄倬其很有学问，人品也好。他的教学方法与其他私塾不同，不要求学生读死书，除了读讲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主要课程，“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无形之统”。（同上）这种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给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响。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不可否认，公学校的日式教育，使赖和具备了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但赖和的父祖都是以术士为业，这样的家庭背景属于闽台民间生活习俗；书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这一阶段，更使得赖和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进一步贴近。家庭与私塾对赖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自小在民族传统环境中成长，加上长辈有意识地引导、培养，能在极强势的日本文化的统治之下，站稳民族的立场而不倒，并从事坚决的反抗斗争，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
赖和公学校毕业后，想上台北继续求学，但家里人不大愿意，理由是怕孩子在台北那样的“坏地方”被人拐骗，其实是舍不得他少小离家。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做，也不愿意去当日本人的走狗——补大人（巡查补——助理警察，由台湾人充任，警察都是日本人当）。这个职业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可以威风地过着享福的日子，而且日本人为了以台治台，培养汉奸，凡公学校的毕业生，只要去申请，总尽数录用。赖和说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