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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英才，晚辈不忍见在内战厮杀中使凋零，此国之不幸。愿公息兵使海内一统，使我中华修养生息，以图自强。”
我始终没有说出让对方投降之类言语，虽然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清楚。
曾国藩考虑良久。提出让我军撤围，使他带兵自行返湘，然后裁撤解散。此前我们在湖南以及江西等地对待湘军俘虏和家属的情况早已经传到安庆。我们有意不禁止他们与家乡的书信来往的。
我当即答应，或水或陆悉听尊便，如有需要，沿途供给均有我军负责，只是返乡路线请先告知以免误会冲突。曾国藩答应了，但拒绝了我见面相谈的邀请。我这边的将领对我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对被我坚决否定掉了。相信曾国藩那边也会有不少来自阵营内部的反对声音。不过，他在自己集团内部的权威应该还是非常大的。
三日后，安庆湘军开始返乡。最终还是决定走水路。我军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木帆船。曾国藩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不然禁止沿途军民与他们冲突还真是个大麻烦事情。湘军的许多军械都丢在安庆没有带走。带的多是私人物品了。
正文 26扫平内乱（26）
7月曾国藩返乡依约裁撤乡勇大体完毕，我们允许他在家乡保留200人的私人卫队。曾国藩致书在福建的曾国荃让他也仿照安庆之例撤军还乡裁撤。我们答应按照中华军官兵复员标准给这些返乡后的乡勇发放复员安置费用。愿意移民东北的完全按照规定不予任何歧视。
对于集中于湘南的湘军采取了收编的措施。与太平军相仿，只是就地整编改造不必向北开拔。湘军军官大部分留用了。
到了1865年秋天，改编后的湘军已经变成了中华军的番号开入两广、云贵继续平灭当地的叛乱。招抚与镇压结合。大规模的内战已经结束。其实在安庆曾国藩决定返乡裁撤湘勇时就已经算是结束了。
剩下的主要就是李鸿章、左宗棠和骆秉章几股势力了。左宗棠似乎好办，曾国藩辞去兵部尚书职务后，我们以清廷名义加左宗棠为兵部尚书、钦差大臣调其督办西北边防事务。左宗棠已经上书接受任命，表示不日将选派精锐人马开赴西北靖边。我们准备以朝廷名义给他一笔裁撤部分军队的费用。待其准备靖边的部队开入陕西后我们将供应他粮饷甚至军火。
至于骆秉章，我们给他的命令是要他不得截流税收，今后收支两条线，赋税上交，军队的粮饷由中央政府供应，并且不准在地方设名目收取苛捐杂税，陕南汉中一带的姚大喜部队和在宜昌的第二兵团部队正在积极准备入川。长江舰队也最好了配合陆军入川的准备。相信骆秉章凭借他的那点力量是不敢和我们抗拒的。入川后当然是派兵进藏了，仅仅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是不够的，至少派驻一个团的兵力驻扎拉萨才能让我们放心，南面，英国人虎视眈眈呢。不过，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李鸿章的情况就麻烦一些。虽然此时他的淮军规模还不太大，而且占据的地盘也就是江苏东部、上海和浙江沿海一部分地方。但是那都是富裕地区。而且他背后还有列强的支持。与左宗棠不同，这李鸿章可是与洋人打得火热。而且很明显，现在列强有支持他割据东南的意图。列强终于感受到了我们对他们在华利益的巨大威胁了。虽然我们尽力伪装，但是，在一年时间扫灭了曾国藩势力，中国从极端的混乱中逐渐平定下来，这对于他们实在不是好事情。在与湘军作战当中我们展现的惊人战斗力和大量新式装备和良好的组织训练让列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我们在北京郊区击败英法联军和在东北收复失地不是“偶然的意外”而且也很可能不是西方某国暗中支持的结果。虽然他们内部意见还有分歧，但是，很明显他们已经对我们有戒心了。即使不是这样，让我国处于分裂内耗状态也总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何况到目前为止，他们和李鸿章的合作“还算愉快”。既然在上海和东南沿海的利益已经可以保障，为什么要让战斗力强大的摄政王的部队进驻这个地区呢？
看来下一步直接与列强的碰撞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也要分而制之。绝对不能像愚蠢的西太后那样一下子直接向西方十四国宣战，那只会招致灾难。
正文 27。承清（1）
1866年的春节过的很祥和。我们在洛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借此也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如何为大清王朝画上句号。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许多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工业化初级发展的加速性让我自己也感到多少有些震惊，尤其是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路和超前知识的情况下。不仅少走了弯路，而且一些发明和产品的发展大出我们当初的意料。人民的聪明才智一旦被引导到发展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动力简直是无穷的。我们的科技队伍班底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中华科学院已经建立起了各个门类的研究所，根据我和陈浩提出和他们自己上报的课题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我和陈浩合著的《未来一百年科学技术发展展望》一书成了科学院以及我们各个学院的很受追捧的著作。循着这种思路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突破。第一批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已经归国，在科研、教学以及工业制造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学习海军的和学习军事参谋的人员直接进入了中华军。
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第一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清朝，可以让他们退位，也可以直接用粗暴的手段结束这个王朝，比如像后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待罗曼诺夫王朝那样统统杀掉。温和手段或者狂风暴雨般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手段。
我们的大中华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两种主张激烈争辩，严学文就是激烈手段的主要代表，支持者众多。包括前太平军、捻军等参加我军的高级人员。贾山、刘奋战、辛兴、张玉祥等都是严学文这种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其实，在中华军下层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我们要驱逐鞑虏的主张在根据地特别是我们控制较早的地区从来都是公开的。包括我们接受清廷封号的时候，也对党内、军内一定级别的干部明确告知：这是借壳灭清的策略而已。这些年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在我们控制区也一直在做灭清的舆论准备。报纸、广播和基层政权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宣传灌输。不仅是严学文评书版本。甚至连一些基层政权宣扬大汉族主义我们也默认了，虽然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要说法百姓，特别是百姓中的下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哪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时真的是个捷径。毕竟我们需要多数人的支持，而多数民族无疑是汉族。绝对的多数。这种倾向在我们新控地区明显比老区严重的多。历数满清以往屠杀罪恶和现今满族贵族甚至普通旗人的种种恶行，往往最容易激起普通民众的义愤，有效抵消掉忠君的传统思想，少数民族政权有它天然的死穴。反正我们又不需要过草地争取少数民族支持获得至关重要的生路。造成的副作用以后再慢慢消除，我们的纲领政策可是一直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政治，就必须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连我们把临时政府的政治中心设在洛阳也是一种暗示。这洛阳可是周朝东迁和汉朝在刘秀手中复兴的国都。百姓心中，汉人经过两百年被异族统治压迫的苦难屈辱之后，终于要迎来复兴的一天了。当然不仅仅是仅凭这一点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控制区，也别是老区，人民的生活虽然远远谈不上富裕，但是富裕是相对的，不同时代又不同德标准，多数人已经基本有了温饱的保障了。而且基础教育在迅猛地发展普及。再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最初级的现代司法体系。法律、法规谈不上完备，但是也初步成型。刑事、民事案件审判相对清朝那是十分廉政清明了。对官员干部的监督也执法甚严。调查处已经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依照法律进行了惩处。对赤贫阶层的救助也相当的得力。这一切为我们赢得了百姓。当然还有对外战争收复国土的功绩。这一点颇得士子之心。
高层开会一向倡导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要采取温和手段。让清帝下诏退位禅让。这样，新的中央政权显得更加“合法”，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前朝的全部领土和其他权益。防止外国势力趁机干涉，扶植傀儡，借机生事，当然我们不怕他们生事，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