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宗旨是增进华人间的友谊，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美中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该会成就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得奖人由全美华协提名委员会提出，主要条件是自身的工作成就和对华人社会的贡献与影响。自１９８２年开始颁奖以来，先后获奖的已有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林家翘等人。在本届颁奖中，华协主席潘毓刚说：“华人成就奖是嘉许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华人的，李敖是台湾鼓倡民主言论自由的先锋，他有９４本著作被国民党所禁，但其思想言论对台湾许多年轻人仍然影响深远，华协颁发这个奖给李敖，是要引起世界人士对他在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上的承认。”
李敖是该协会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第一位获奖者。
当日下午六时，颁奖宴会由华协主席潘毓刚主持。早在大会之前，华协曾向远在台湾的李敖发出邀请函，请他到波士顿做一场公开演讲，但台湾“政府”向李敖声明，假若他赴美国领奖，将不会准许他返回台湾。李敖在台湾存有很多写作材料，并有十万册藏书，他在电话中向潘毓刚说：“既然台湾‘政府’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出‘国’后返台，我宁可不要出‘国’。”于是，他再也不去办理什么出境手续了。
李敖寄去了他自己的录音讲话。
就这样，颁奖次日，在哈佛燕京礼堂，与会人员收听了长达２０分钟的李敖的录音讲话，然后观看大陆电影《开国大典》。李敖在讲话中劝留居国外的“人才”们不要做“自了汉”，应该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他讲道，作为一名海外华人，“要扩大各位所做的、增加各位所做的，把‘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变成‘哪里有祖国，我要使它变得自由’，才是各位最后的抱负。”
这又何尝不是李敖的抱负！
早在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６日，郑南榕在《政治家》上曾发表《李敖，不要走！》一文，最后一段说：
这个世代，有财的人想离开台湾，有才如李敖之流的人也想离开台湾，真是时代大悲剧。财、才不缺的李敖先生，应该挺身出来，以心作则，阻挡这种悲剧的潮流。李敖可以站起来，与赵耀东先生一起合唱《归来吧，台大人！》的高歌；也可以坐下来为我们写出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文章。
如果我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权人，以上这些论点，就会是我《禁止李敖出境》的理由。这些理由，将使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对列祖列宗保留了一个优秀的文化精英；对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富贵的文化遗产——李敖。
对这段文字感到“好玩”的李敖，在愤怒之外，他感到欣慰，也充满了自信。２０年后李敖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台湾，一开始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走；到头来‘大无为的我’自己也不想走了……至今我能否出境，我没办过手续尚不得而知，照判断应该可以，因为叛乱时代已逝，而我又非通缉犯或什么什么犯，也无什么欠税记录等等被管制条件，可是我已经准备‘出’此一步，即无死所了。我这种决定，大概死友郑南榕最能满意了。”①
“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