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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因梦写此文时，并不认识李敖。该文发表后，马上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文工会行文党营机构“中影公司”，警告该公司所属演员胡因梦不得写文章捧异己分子李敖。李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对胡因梦另眼相看。
胡因梦对官方警告不予理会，反倒传出她想结识李敖的消息。在李敖的朋友萧孟能的暗中操作下，终于胡、李相会。后来，台湾与海外的报章风传李敖、胡因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李敖也由“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视版”要角。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晚，李敖接受了新闻媒体的座谈采访，胡因梦亦与之同来。这是他１６年来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抛头露面”，年轻而略显腼腆的李敖以他幽默、诙谐的语言和亢奋、敏捷的思维、出众的口才征服了在座的听众。胡因梦娴柔雅致地坐在他身旁，时而倾听，时而插话，长发披垂下的笑靥，透散出一股朦胧若梦的氤氲与宁静。次日，《台湾时报》以《李敖、胡因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龚鹏程）为题给以报道。
在幽居金兰前后，李敖曾与刘会云有过两年多的平静的隐居生活。刘会云，英文名Ｍａｒｔｈａ，台大外文系毕业，在萧孟能女婿周其新办公室做英文秘书。当胡因梦在李敖的生活中出现后，她远飞美国，从此从李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唯美主义”者李敖眼中，他百分之一百爱刘会云，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他只有让刘会云到美国“暂时避一下了”。
《时报周刊》的发行人简志信（简瑞甫）是李敖的朋友，他坚邀李敖写一篇白描胡因梦的短文，于是李敖用２０分钟的时间，写下了《画梦——我画胡因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因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教我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因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因梦，胡因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因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
胡因梦与李敖相恋后，很快便过起试婚的生活。几十年后，胡因梦这位对心理学早有兴趣的才女，在她的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从一个局中人的角度对李敖的性爱心理有过独到的分析，她的感觉之细微，出语之大胆，可是以往李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没有过的：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遗。
……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得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ｅｒ）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①
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李敖。一位是美国性解放浪潮中熏陶出来的“新女性”，一位是中西杂揉的爱情唯美主义者，两人的性爱生活之和谐与冲突程度，不难想象。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两人能由同居而走向结婚？据胡因梦回忆，正是她的母亲在中间起了作用。她说：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按：刘会云），请她到美国ｓｔａｎｄ ｂｙ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２１０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２１０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动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①
１９８０年５月６日，李敖与胡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