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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１４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１１月１日清晨５点钟，１１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１９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又要问李敖问题，李敖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的政治问题。他大喊冤枉。监狱官说：“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毛泽东还在大陆那边，你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欧卡曾”这才想起昨天的事。原来每间牢房的天花板上都安有一个扩音机，既可发号令、放音乐，又可窃听牢内犯人的言语。因为这个“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才算过了关。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好，没有变成政治犯。
后来，小偷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临走前，他感到李敖待他很好，便说：“我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你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息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
李敖笑着说：“那好啊，你看我这么忙，哪有那样的时间啊！”
小偷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一边说，他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李敖笑得腰都弯了。坐牢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李敖在坐牢期间，曾经有三年多时间是独居一室，过着面壁四面的生活。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小房虽有门，但极难一开，一切与外联系的事情，如送饭、递物等等，都通过墙根那个小洞，李敖戏称这是名符其实的“洞房”。
有一天，有一个外役蹲下来把脸贴在洞口同李敖说话，李敖只能看到那张几近变形的脸，年轻、饱满、聪明、白净，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给人极深刻的印象，他压低声音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有了这位崇拜者的帮助，李敖在牢中得到不少的照顾，比如打菜时，他会自动多打一点；装水时，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他能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终于有一天，他与俞中兴有了一次长谈的机会。
那天，军监要粉饰走廊，俞中兴做油漆匠，当他刷到李敖的房外时，站在梯子上，与李敖对话。班长正好不在，两人便聊起来。于是，李敖知道了这个外役的一些情况。
俞中兴长得人高马大，念过大学，后来讨厌读书，不念了，混入桃园黑社会，在流氓集团中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有一次，他与另一流氓团伙古永城派发生冲突，他和同伙李盛渊（外号“阉鸡”）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了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因此被捕。谈到抓他的警察，俞中兴依然怒气未消。
“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
李敖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
俞中兴应声答道：“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手下的流氓，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笑了：“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理直气壮：“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李敖被他的话震惊了。他觉得俞中兴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意深长。他想到了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曾给李敖一信，李敖因自己是政治犯，写信不方便，未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后，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
在漫长的黑牢生活中，有一天，李敖读到美国休伍德（Ｒｏｂｅｒｔ Ｅｍｍｅｔ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描写流氓的名剧，不禁浮想联翩：流氓之中，有的具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戴布兹（Ｅｕｇｅｎｅ
Ｖｉｅｔｏｒ Ｄｅｂｓ）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想到俞中兴，李敖怆然而有同感。
智者的微笑
监狱，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是人类文明开放出来的一朵黑色之花。
监狱本身无所谓善恶邪正好坏之分，这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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