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①
张润冬的《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支持李敖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主人公江雁容的悲剧一切都来源于传统，“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而作者吴建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蒋芸提出忠告，赞扬李敖凭着对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社会和国家前途的狂热的关切，凭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凭着像鲁迅一样“粗俗、尖刻”的文字，向社会发出呐喊，震撼了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这一切都并非出自仇恨，而是出自他的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但尽管如此，却依然有人向他攻击、向他扣“帽子”、教他吃上官司，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①
尽管有不少作者支持李敖，但就总的形势而言，李敖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不仅琼瑶认为李敖别有居心，官方杂志亦在利用作者对李敖文章的性质层层升级。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台湾日报》刊登读者投书，认为李敖文章“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琼瑶的男友平鑫涛执掌的《皇冠》杂志亦发表读者来信说：李敖“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拥琼派的作者，都在努力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给李敖扣帽子，使问题升级，最终使官方动手。
李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面对危机四伏，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他又以《窗外》为例写下了《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和《论头不可乱摔》两文，对文坛上流行的“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另外，在批评琼瑶《窗外》的同时，李敖对台湾文坛武侠小说成风的现象亦给以激烈的抨击。他在《“武侠小说”，着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新剑侠派”的危害。他认为，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而“新剑侠派”为害更劣，它那“投机取巧霍然成侠”的路数，那“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①在当时，李敖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武侠小说，可谓空谷足音，它的独到与深刻直到几十年后依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论战胡秋原（1）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面对李敖的批评文字，胡秋原在《文星》第５３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６万字的文章，进行反驳。胡秋原批评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批判“老先生吴稚辉、青年李敖都主张全盘西化，而走到何典文体”，并说，如果“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胡秋原根本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人的事，他在文章中称李敖是“豪奴”、“犬”、“小军阀”、“文化废人”、“骷髅姿态”、“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等等。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殷海光、吴相湘，再就是陶希圣。
为了反击胡秋原的人身攻击，也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李敖在《文星》第６０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文献会的陶希圣为拉拢李敖，告之他要多加小心，胡秋原可能会以政治大帽子来压他。第三天，陶希圣又与李敖谈话，说胡秋原正在搜罗李敖文章中的句子，以构成违反三民主义及“总裁训词”等罪名。第四天（１０月４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陶希圣对李敖说，“我可以帮忙找律师，你尽管打官司，文献会全力支持，绝无问题”。
由于论战的双方态度都很激烈，相互使用了许多挖苦、讥讽甚至谩骂的语言，所以还没有就学术问题正式交锋，就陷入了情绪化的攻击。
李敖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作文章，他先是揭露胡秋原在３０年代曾写过一部《唯物史观艺术论》的著作，系由“神洲国光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又是由一批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创办的。接着，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文章揭露了胡秋原的一些历史情况。文章说，胡秋原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４年，福建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胡秋原又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之后，他去苏联避了一年半的难。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国为国民党办党报，又撰写了大量“亲苏”的文字。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台湾政局又不稳定，胡秋原便避居香港，准备做共产党的顺民百姓。后来，他见台湾政局稳定，便到了台湾，并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大写“秋原抗俄文字”。但有一次被派出去，他又在英国偷偷与共产党接触，回来后受到了国民党党纪处分。李敖尖刻地写道：“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