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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愚即诬’。”①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一点，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８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
炮轰高等教育
谈到对台湾教育的批评，不能不提《自由中国》杂志和李敖的老师殷海光。
５０年代初期，蒋介石总结反共失败的教训，将反共思想和三民主义精神渗透于各种学术、课程之中，并通过党团组织，加大了对学校文化教育的控制。这种做法，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１９５４年５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余燕人等人的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蒋氏父子的“反共救国团”干扰学校教育，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文章发表后，蒋介石勃然大怒，在当年１２月的“宣传汇报会”上对与会人员下令说：“开除雷震的党籍！”谁知，雷震在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等于自动脱党。蒋听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的汇报，依然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殷海光得知这一“笑话”后，在信中对雷震大加鼓励，“欣闻老前辈断尾（指开除党籍）”，“可喜可贺”。他认为，蒋介石杀人如麻，祸国殃民，作为一个败军之将，逃到台湾来仍然要老百姓，甚至正在受教育的娃娃崇拜、拥护、效忠、服从他，简直太不像话。他决定再次撰文拆穿蒋氏父子在台湾搞“党化教育”的祸心，使人们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在１９５８年，他先后写出了《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发表于《自由中国》杂志。这两篇文章强烈呼吁官方停止“党化教育”，要求学术自由、简化课程，为“国家”保留一片生机。
这两篇文章公开向蒋介石的言论挑战，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殷海光也以民主斗士的形象受到人民的欢迎。李敖曾对这一时期的殷海光有高度的评价：“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同时，由于他的文章矛头直指当时执掌党、政、军、特四大权力的蒋经国，也为他后来遭到官方残酷迫害埋下了伏笔。
作为殷海光的学生，６０年代的李敖在斗争的视野上并没有超越他的老师，但他的斗争方式却有所改变。《自由中国》及其同仁的下场也使得他不可能重蹈覆辙。他避开了那个强权政治，由殷氏的对政权和制度宣战而转变为局部的阵地战，集中火力，逐个报销。战场缩小了，而论敌却更加具体、更加清晰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西文化论战的文章，虽然树敌八面，但并非造成李敖被四面“围剿”的主因，真正导致他腹背受敌的，是他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对台湾文化知识界的两个高峰——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及对他的老师沈刚伯、史学界泰斗李济等人的批判。
这一组文章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教育文化部门中学术人才的老化问题。这是作者在人生方向定位以后投向社会的一束重磅炸弹，是作者直面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思想批判的第一次大爆发。作者与“五四”时期的学术界作比较，指责现今学术部门的老人们不求进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