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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他想到，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在他们的心中全无意义！如果自己是这个小姑娘，那么，无论是谁统治，只要能使自己少接几个客人，自己就拥护它。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都他妈的是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者来说，都是狗屁、狗屁、狗屁，只有鬼才相信。
他开始对自己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拟定了写作题目。２６年后（１９８６年），在台湾的妓女现象日趋严重的时候，他公开发表了长达四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揭露国民党军队中老兵的精神苦闷，妓女的苦难和军中的黑暗。文章资料之详备，思想之尖锐，盖其来有自也。
李敖的目光是锐利的。他洞察到了台湾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妓女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的确已成为台湾当局长期以来难以去除的一块心病。据资料统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妓女人数不少于１５万人。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台湾的雏妓尚有６万人，且数字仍在增加。１９９４年５月，台湾“内政部”还专门在台北主办了“台湾地区雏妓防治研讨会”，其危害性由此可见。
除了日记、书信的写作外，李敖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要做中国的“Ｈａｒｒｉｓ”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按：劳伦斯）。他想要做一个能“救时弊、造新因”的新时代文人。写就要写新的，有轰动效应的内容，他在诗中写道：“才华灿烂当倾倒，惊世骇俗度此生。”具体到个人的兴趣，便是对ｓｅｘ文化诸问题的关注。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有“该作第二张竞生”的愿望（《十七天的日记》），从军以后，他对性学方面的资料更感兴趣，他说：“来日我或为中国之Ｈａｒｒｉｓ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正未可知也，要之，吾叛逆文人耳，语不惊国人世人誓不休，而在ｓｅｘ（按：性的内容）上着力最有效，我当读英法文著作。”①“及于出路问题，我决定考‘考古人类研究所’，改攻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于我之专业——性问题……”②李敖自视为一“叛逆文人”，而且在写作上朝着一鸣惊人的方向发展，他选择“ｓｅｘ”方面的题材，这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写作心理状态的一个侧面。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目前最有兴趣的问题是和ｓｅｘ有关的一切事：家庭、恋爱、结婚、娼妓、人口……等社会性的问题，都是我所要选择的，也许诚如你所说，这些都是经不起价值判断的“小问题”，我想这种轩轾是很难一致的，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我现在深信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小，个人这一生能对浩如烟海的社会的不合理与黑暗有一点点小改革，这就很不容易了，做了一件，再做第二件，总比大而无当一事无成的乱吵一辈子来得好。③
这段自谦之语简直不像是性情狂傲的李敖所说，但这正是他于苦难中在思想上打磨的结果。
他的这种思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在大学时代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宋代婚姻方面的论题，关于婚姻的有关资料早已是他搜集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则出自读书中的启发，在军中，他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方这方面的著作，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为排解性苦闷而对此类材料所产生的那种微妙的亲和感，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在他的写作计划中，他曾拟下过许多题目，如《现阶段男女关系的分析和调适》、《裸体画问题》、《论强奸》、《中国残忍史》、《论没有拒奸的自由》、《张竞生传》、《中国性史》、《从〈性心理学〉（上）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的性心理学研究》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在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难以自抑的性苦闷与性渴望的因素，但在他对社会及历史上的性问题展开思考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个人的表层体验，而是真正地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考究了。由性趣而导致研究的兴趣，不能不说是一种欲望的升华。通过这些活动，他缓解了过度的精神压抑，那种心理学家常讲的“利比多”的潜力亦有所归缩，本能的要求亦得到相当的满足，使其与周围的环境能够相融共存，成为鼓动高尚情绪的原动力，产生趋向庄重严肃的结局。李敖在１１月１９日给朋友的信中说：
对“性”的问题的看法不正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病症。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宗从来就未曾对性的问题有一个好办法，礼法与道德的教条，并未给人们带上正途，反倒招致了许多恶果；设想一个荒谬的贞节观念害了多少人！一个畸形的审美观念（如束胸、缠足、柔弱）害了多少人！一个野兽文学的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害了多少人！……①
他认为作为一个能“救时弊、造新因”的新时代的文人，应该把精力放在立言上（立德与立言是一类），应该从小问题做起，由小及大，以致对社会产生全面的影响。而他要解决的“小问题”便是与“性”有关的一切社会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一部分一部分来，先来个婚姻问题五年计划。五年间专搞此问题，专攻此一系列、此一类之书。”②“昨曾与胡、吴言我欲治心理学，夜读性心理学益增此意，吾志已决，决心致力于ｓｅｘ之研究。潘序及赫理斯促成了我这种决定。”③李敖此一阶段的思考便是他后来完成的一篇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的雏形，如《中国小姐论》和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论“处女膜整形”》等等。
在１９６０年年底他又在日记中自订写作计划：“今晚与珂大谈写《中国性史》计划，为之眉飞色舞，我意我定不会长寿，期以一年，速成此帙，期于惊世骇俗而至于不朽。我想暂不写杂七杂八的文字而‘集火’先成此书，退伍后即思绝游闭户开笔著此书。众人呼呼入睡，我灯下写此段日记，这是我一生中极重要的一段想法与计划，而我从今晚起，决定努力以赴了！”④几十年后，李敖出版了他的《中国性研究》。读了这部十多万字的性文化著作，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李敖竟写了那么多关于性方面的研究文章，而且再俗的话题他都能写得有一定的学术味道，把人们难以在公众场合启齿的话题放到学术平台上解剖，实乃惊人之举，以致于坊间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专集成书出版，他在这方面的用心实自大学、军队时就已经开始。李敖上大学时，胡适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无心插柳，尚且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这话用到李敖身上，着实不虚。
李敖不仅记住了胡适的话，而且脚踏实地地去做了。
李敖还在军中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译诗、白话诗、仿古诗、小说、散文等，最能代表他此时文学成绩的是他的散文《妈妈的梦幻》。这篇作品深受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赏识，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联合报》副刊发表。作品虽然写于作者的青年时代，但从中可以看出李敖的艺术才华和造诣。作品选取了妈妈一生中的五个片断，前后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语言的表述和结构的安排极其自然。最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含蓄而质朴的语言，比如：“在外祖母专政的第１９个年底，一辆黑色的灵车带走了这个令人敬畏的老人。”“爸爸执政第八年的一个清晨，妈妈在流泪中接替了家长的职位。”既道出了亲人的去世给全家带来的悲痛，又保持了作品整体氛围上轻松舒缓的一致性，写得哀而不伤。孟子说：“引而不发，跃如也。”正因如此，平实的语言背后充溢着说不尽的文化底蕴。至于在人物的刻划上，作者往往采用活用词语的方法，比如写外祖母时用了“独裁”、“侵权”、“专政”等词语，写爸爸时，用了“外戚的势力”、“以在野之身，任意发挥宪法上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利”、“历数爸爸的十大罪”等短语，写妈妈时用了“妇女会”、“发布新闻”、“主权”、“错认时代的潮流而开倒车”等词语和短语，这种大词小用的方法造成了词语与语境的疏离，使语言在陌生化的搭配中，在不谐调中呈现出诙谐幽默的审美效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