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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并不大，两人的对话，大家都听到了。
杨锐的眉头顿时皱起来了。
周围坐着的多是学界人士，是可口可乐公司通过高校和研究机构邀请来的。
。当然，不免也有行政官员占用了名额，过来蹭顿饭，领点礼物给自家孩子。但是，不管是哪种人，都是对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
杨锐正在声望积累期，对于“研究”之类的词汇非常敏感，他不知道肖经理这样问的原因，但也不能被人看做是来蹭可乐的大一学生，于是稍微想了一下，朗声道：“研究不敢当，有一些了解，比较关注。”
中国的谦虚式回答可进可退，还是非常好用的。
肖经理不知道他是不是谦虚，但还是松了一口气，毕竟，最难缠的总是那些自信满满的家伙。
然而，肖经理没说话，前排的中年人却转过了身子，道：“我看过你登在cell上的论文，是挺厉害的。不过，你去年还研究细胞里的钾离子通道，今年就对碳酸饮料有研究了？你把食科学也看的太简单了点吧，肖经理，你刚才说有误会，具体是啥误会？”
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了。就像是杨锐不想被误会一样，钻研食学的这位，也不想被人误会。
说是玻璃心也好，说是底线太高也好，他是宁愿得罪杨锐，也不想在学界同仁面前丢脸。
当然，这也就是杨锐声望不够了，换一名学霸级人物，就算指着大便说干燥，食专业的也可以接一句“真空包装更保鲜”。
肖经理内心里是不愿意复述的，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只好示意小郭说。
小郭有点紧张，低了一下头，说：“杨丈夫刚才说，那个……碳酸饮料不健康。”
现场有明显的吸气声。
对于2014年的中国人来说，可口可乐也许就是一种饮料，健康或者不健康的讨论，仅止于商业和健康。
然而，1984年的中国人，却不免要联想到更多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永远是政治因素。
作为进入中国的外资标杆企业，可口可乐在最初几年经历的风波，总是与中国政坛息息相关。
1978年，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以后，中美双方正式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师级外交关系”。
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各大商场，做了中国现代市场上的第一次卖场促销，北京各大报纸发音强烈，《内参》频发，继而有了陈云的批示。
1983年，刚刚过去的“咖啡因风波”则是让小郭、肖经理，以及众人不安的主要原因。
因为东北某研究所给小白鼠喂食可口可乐后，小白鼠出现兴奋现象，一些地方卫生部门以“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不允许可口可乐在市场上销售。这次事情闹的很大，一度让可口可乐有打国际官司的冲动，但最终，这家跨国企业还是以中国思维，通过中粮解决了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综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数百份的证明文件，证明咖啡因来自一种的植物本身含有的咖啡因，并非人工添加，其他国家并不禁止咖啡因，而中国的茶里含有的咖啡因超过可口可乐好几倍……
整个过程，对可口可乐来说，并不比一次国会质询容易。
现在，杨锐再次提出健康问题，不禁令人怀疑，这是有人授意的？还是一次偶发事件。
……
第504章碳酸饮料不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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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三章 我家的实验数不清（）
“这个……杨锐同志，你说这个话，有依据吗？”前排的中年人思索片刻，就问了出来，又道：“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中粮北京研究所的，常世辉，副研究员，我回忆了一下，最近没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呀，不知道是不是错过了。 ”
他的语气沉了一些，略有质问的因素，显然是准备来一场大讨论了。
在场诸人大多与可口可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眼神里也都是跃跃欲试。
只要将讨论范围局限在学术范围内，那就算是惹到了谁，也没关系，怪只怪你们找的人学问不精。
相反，如果能用学术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想必可口可乐也不会吝啬于一些付出。
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可口可乐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大方的。
杨锐没有想到还会有政治问题，他只是单纯的考虑，不要说出太超前的东西。
稍一思索，杨锐既道：“依旧的话，首先从碳酸饮料的成分说起吧。排在首要位置上的是热量，一瓶可乐含有150千卡的热量，这可能引起肥胖问题。”
严正以待的常世辉愣了几秒钟，噗的笑了出来：“热量？我算一下，150千卡就是大概……三四十克的白糖的热量，一个月喝一瓶可乐算多了吧，三四十克的白糖算什么？咱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足，不是热量过剩。”
另有几个人也都笑了出来，如果所谓的健康问题是这样的话，那根本不算是问题。
甚至可口可乐的小郭都笑了出来。
杨锐没笑，淡定的道：“热量还能算平均？我今天吃了四碗饭，山区受灾的老乡一口都没吃，我们俩平均吃了两碗饭？我今天喝4瓶可乐，你一瓶都没喝，咱们俩平均两瓶？肖经理，你们可口可乐的主要销售对象是什么人？”
“哦……主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这是政治正确的回答，写在文件里的标准答案。
常世辉还在为杨锐的平均论高兴，道：“你不要岔开话题，健康或者不健康，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算平均，但你也不能盯着一个人看呀。”
“砒霜的量小是中药，量大是毒药，你要说平均，你知道美国人可口可乐的年平均摄入量是多少？人均200升每年？肖经理，是不是？”杨锐询问似的看向肖经理。
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但在封闭的80年代，这样的数据不去查也是不知道的。
肖经理显然知道，期期艾艾的道：“差不多是这样。”
他刚才其实也有点轻松，现在又觉得没那么轻松了。人均两百升每年的数据张口就来，要说杨锐对碳酸饮料一点认识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谁没事查这些资料记在脑袋里？
但是，如果杨锐对碳酸饮料有一定的研究，又持有不健康的认识，这就麻烦了。
肖经理提前了解过在场每个人的背景资料，而杨锐的资料，可是相当的显眼。
《cell》不是大白菜，在场的三四十号人里面，估计只有十分之一接触过，还不一定是第一作者。
这也就是在北京，而且是可口可乐的邀请了，哪怕换成是美国，比例也不会扩大多少。
至于这些人的话语权，那更是可怕。
因为你没有反驳的力量。
两个闲人吵架，可以说来说去说不清楚，两名科研员吵架，能做评断的就很少了，许多时候，就要历史来评断。
但是，当一名顶级期刊的作者持有某种意见的时候，大众往往只有聆听的份，当然，大众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什么，但是，在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听不懂也只能听，听不懂也只能根据权威的话来照做。
经济学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在凯恩斯时代以前，经济学家就在实质上掌握了国家和普通人的钱袋子。加息还是减息？加多少减多少？印钞还是回收钞票？刺激经济还是债务重组，这些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决定，往往就是一两名，至多数名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决定，在未知因素诸多的环境下，权威学者也许在频繁的出错，但他们的权威却鲜少受到质疑，因为用其他人的话，出错的可能会更多。
可口可乐非常清楚学界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否则也不会三五不时的组织这样的活动。
不过，肖经理的经验显然还不足够，甚至来不及影响局面。
这时，杨锐彻底进入了辩论状态，道：“每人年均喝200升的可口可乐，这个热量水平，肯定超过健康值了吧，正常人一年是吃不了这么多糖的，但喝可乐就变的很轻松了吧。”
“美国人还家家都有一辆车呢，中国的国情不一样。”常世辉倒还轻松。
周围还有研究员议论纷纷：美国佬太有钱了，200升可乐要花多少钱？
杨锐说道：“中国在发展，经济水平提升以后，面对的问题是一样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