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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为原料的购进与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企业自己控制，因此客观上也令贪污的现象从根本上受到了极大限制 ”“ 。举例来说，企业、乃至每个车间所需原料的量是事先算好了的，除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否则一旦有人贪污就会导致后果颇为严重的“产量不达标”，有哪个领导愿意背这个黑锅？而即便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赚到了一点差额，一般来说也不如直接以生产效率的提升向上级邀功获取表彰和奖励，尤其是因为科技创新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
而且因为“服务xìng国企”先天xìng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xìng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xìng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xìng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xìng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xìng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xìng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xìng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nǎi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nǎi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xìng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xìng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xìng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zhèng fǔ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zhèng fǔ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xìng”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xìng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xìng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xìng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xìng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xìng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xìng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zì yóu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gdong。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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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一章 一夜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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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时空，因为胡卫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后勤系统，军需物资全都由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这类事情自然不会重演了。同时，更加严格的产品抽检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那些黑心的jiān商也是很大的威慑，因此即使是民品市场，也没有出现历史上建国初期的乱相，这多少改变了一点太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但真正彻底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命运的，还是后来胡卫东与太祖进行的一番长谈
“首先，只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主体地位，私人资本的存在根本无关大局。而且就眼下来说，我们中国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推进工业化；而即使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民族资本也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胡卫东毫不畏惧地迎向伟人那似乎洞彻一切的目光，认真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有着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而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首先，苏联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必须看到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世界前六的工业强国，有着为数众多的识字人口和颇具实力的科技力量。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其次苏联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他们只需要出口资源就能够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只是稍稍加速这一进程罢了（注1）。”
“而我们中国基础要薄弱得多，正常情况下光是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工业底子，恐怕都得花上两代人的时间，即使现在靠着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为我们从海外搞来了一大笔资金，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工业化并不仅仅需要有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更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与现代管理人员，三者都对国民文化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而即使是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也至少得是初中毕业才比较容易培训，那就需要八年（五年制小学）时间，而高级技工、科技人员和有着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自学是个好办法，但是自学能力很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对同一个人来说，自学速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学校里更快，只是能够节省一些师资力量罢了；我们现在开始引进的外国工人可以完成很多目前中国工人很难完成的工作，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而且因为翻译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基本只能将他们组成一个个企业单位。通过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来获得他们的帮助，却不能指望他们帮我们培训多少技工”，胡卫东讲到这里，眉头紧锁的太祖忍不住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
而这时胡卫东却说出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