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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俊辅和井上馨的艺州口部队，这支部队除了人数太少——只有一千人外，处境还极其尴尬。
小郡和山口失陷之后，伊藤博文部的后背完全暴露给了轩军，但该部因为要和艺州藩内的幕府军队对峙，虽然中国人的枪口已经瞄准了自己的后脑勺，却是一动也不能动。这支部队成了轩军的俎上鱼肉，想什么时候剁就什么时候剁。
现在嘛，还没到剁的时候，我还得指望他们替我挡住幕府的军队呢。
挡住幕府的军队？
是的。
总之，现在还没到掐死长州藩的时候，关卓凡要利用“最后的长州藩”，达成更大、更重要的战略目的。
毛利敬亲和世子毛利纯元，利用这宝贵的一天时间，在五百藩府亲兵的护卫下，及时撤出了山口城，翻越中国山脉，逃往荻城。
接到小郡战败的消息后，毛利敬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释放高杉晋作，并带着他一起撤向荻城。
临行前，毛利敬亲接受了高杉晋作的劝谏，没有按“惯例”在城内放火。
轩军顺利进入山口城，一路上没有遭到任何阻碍和袭击。
山口城的“城下町”前面，几位长州藩的低级官吏，各抱着一摞文书，躬身肃立。
日本的城市构造，和中国的大不一样。城市的中心是领主居住的城堡，领主直属的武士和重要的工商业者，被要求集中在城下居住，形成“城下町”，为城市的行政、经济、交通中心，并以此为基扩展开去，形成整个城市。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城郭城市，多为城墙包裹着整个城市，但日本的城市，只有城下町中领主居住的城堡才有城墙保护。
这种格局，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度颇为相似。
究其竟，是日本小，藩国更小，人口少，经济规模有限，既不需要、也没有能力修筑中国那种城墙，对整个城市进行围护。
不过，江户幕府中期以后，藩主都另建藩邸，平时并不住在城下町的城堡内，只有战时，才会举家迁入城堡。
城下町前的几个长州藩官吏，声称奉命在此恭迎天朝大军，并献上“版籍”，以示“臣顺”。
“版”即“版图”，即土地；“籍”即户籍，即人口，这几位长州官吏捧着的文书——“版籍”，乃是长州藩全藩的土地、人口资料。
这可了不得。“版籍”这个东西是人家多少代累积下来的统计资料，真正算是“统治基础”，就算你把长州藩全灭了，也未必拿得到这个东西。
原时空日本搞的“奉还版籍”，是在幕府覆亡、明治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是取消藩政、建立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嗯，那是明治二年，即1869年，怎么，长州藩打算提前四年玩这一套？
“版籍”被送到了关卓凡那儿，徐四霖认真翻看了，不像是假的。
又向几位长州藩吏反复问讯了，确定了一点：这个“版籍”，不是给幕府的，甚至也不也是献给天皇的，而是献给“天朝”的——就是说，是给中国的。
这是要赤裸裸地“脱日入中”啊。
这个情况，颇出乎关卓凡的意料。
这应该是出于高杉晋作的谋划。
关卓凡不会以为长州藩全然真心实意，其主要目的不难看清：先求谋脱大难，不计其余，或者说，这其实是一个缓兵之计，为实施挽救长州藩的其他行动，争取时间。
同时，这一招多少也会有离间中国和幕府的作用。
不过，既然长州藩的“版籍”都端出来了，也不会是完全的耍花枪，如果其他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求其次，向中国臣服，“脱日入中”，总好过身死、祀绝、藩灭。
也比被发配到鸟不拉屎的虾夷地好。
换一个主子而已嘛。
这个时代的日本，国家、民族意识，毕竟还在萌芽状态，不论是长州藩的高杉晋作，还是萨摩藩的西乡隆盛，首先考虑的，是本藩的利益，而不是“日本”的利益。像坂本龙马那样，有明确的“日本优先”意识的人，还很少。
所以，“脱日入中”，固然别扭，但这个心理障碍，并非完全不可逾越。
这个计划乍一看异想天开。长州藩不是什么“离岛”，而是日本本州的一部分，中日之间又隔着大海，很难想象中国能够隔洋越海，直接领有日本本土这么大一片土地。
会衍生出无数的问题，牵扯相当多的精力。毕竟，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自我发展。
不过，也没有必要现在就把这条路子封死，不是还有什么“托管”、“租借”嘛。
关卓凡决定，把高杉晋作的这个异想天开，作为分裂日本的选择之一，暂时“另存”——先不做任何回应，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不过，这个事情没必要盖着，叫幕府好好急上一急，也是非常有益身心健康的。
再说，这个事，长州藩自己也未必会藏着掖着。
轩军进占山口城之后，像之前进占马关一样，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军事行动，既不翻越中国山地北上追击逃往荻城的毛利敬亲，也不派兵从背后攻击屯驻在长州藩和艺州藩边境的伊藤俊辅部。
关贝子或者到常荣寺雪舟庭院，赏玩“枯山水”；或者在入夜后，去一阪川边，看满天飞舞的萤火虫，一派悠然自得。
高杉晋作、桂小五郎，宝贵的时间我是给了你们两个，要干什么，你们可得抓紧，别叫我失望啊。
*（未完待续。）
第三十五章 来客惊奇（）
轩军从马关向小郡进军的时候，萨摩藩的家老小松带刀，来到了北九州福冈藩大宰府。
日本中古时代，大宰府统帅九州防务，并主持外交，接待从中国和朝鲜渡海而来的“渡来人”，也因此自然而然成为对外贸易窗口，是北九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过，武士阶层取得政权后，大宰府的地位慢慢衰落；同时，因为地僻西南，逐渐成为获罪的重臣的流放之地。
“八一八政变”后，倒幕派中的最重要的七位公卿，就被赶出京都，敕命在此“幽居”，所谓“七卿落难”。
不过到了第二次长州征伐的时候，七卿中的泽宣嘉，已经变成了幕府的通缉犯，逃亡去了长州；锦小路赖德病死，只剩下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四条隆歌、东久世通禧、壬生基修五个。
小松带刀声称，“进京公干，途径大宰府，顺道拜访三条卿”。
福冈藩对三条实美等“幽居”的公卿，自然负有监管之责。但一来，上头并没有明确的禁止五公卿见客的规定；二来，福冈藩自己也是三心两意，平时和五公卿就眉来眼去的；三来，来客是萨摩藩内、藩主父子之下、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谁敢为难？
小松带刀来访，三条实美大感意外。
在萨摩藩内，出身世家的小松带刀虽然位极人臣，但存在感远不如实际掌握藩政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向给人中庸温和的印象，三条实美对他本人并无恶感，但对萨摩藩，却是几乎“不共戴天”的。
“八一八政变”，就是萨摩、会津二藩，联合朝廷中的中川宫朝彦亲王等佐幕派公卿发动的。三条实美等倒幕派公卿，若不是由长州藩兵保护着，一起撤出京都，性命恐怕都保不住。
出京后，朝命一道接着一道追来，先是剥夺了七人的官位，这也罢了，之后的那道敕命就叫人郁闷了：更改七人姓名。
每个人的名字中减去一到两个字，通通改成单名。比如“三条实美”，被更名为“三条实”，三条西季知改名“三条知”；而且，去掉的都是“嘉字”，如“锦小路赖德”，变成了“锦小路赖”。
这是一种侮辱性的处分，七位公卿都十分愤怒。打头的三条实美还算拿捏得住，自我解嘲：还好，没给改成“阿其那”、“赛思黑”。
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好涵养，泽宣嘉就不肯当这个“泽宣”，愤然接受了福冈藩士平野国臣的拥戴，领导“生野之变”，走上武装倒幕的道路。
只是这次“举兵”，三天即败，平野国臣被俘，送到京都后处斩；泽宣嘉如前文所述，逃往长州。
可以说，七公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死的死，逃的逃，“幽居”的“幽居”，一半要拜萨摩藩之赐。
第一次长州征伐，萨摩藩也是征长的主力，大久保利通还做了什么征长军的“参谋”，并主导了之后的“长州处分案”。
对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