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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腐败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