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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杀郜永宽之前，李鸿章特意把戈登的常胜军调到新阳县去，正是要避开这一个麻烦，想不到现在居然找上门来了。
李鸿章恨恨地想，这都是郜永宽这个逆贼太狡猾，居然提出来要让戈登来做保人。他再也想不到，竟是那位关逸轩，替“这个逆贼”出的主意。
戈登的常胜军，原来是轩军洋枪二团的底子，嘉定一役，淮军能够扳回局面，得戈登之力甚大，而之后关卓凡竟然将洋枪二团慨然相送，让李鸿章惊喜异常。他亲自取了“常胜军”这个名字，又一路把戈登保到副将，把常胜军扩充到四千人之多，全以洋枪洋炮优先装备，不仅成为淮军中的头号主力，而且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唯一一支能够跟轩军匹敌的部队。
只好先让一让他了。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吩咐程学启派人传令，把自己的文案班子叫到开字大营来，在这里办折子。
办折子也办不安生。戈登天天堵在大营门口，高声喊叫，虽然没有脏话，但总离不开“背信弃义”、“无耻”、“胆小鬼”这些不忍闻的词句。程学启请了李鸿章幕中的“洋员”克里芬日日出营苦劝，全不管用，只得告诫上上下下，谁也不许把这些话传给抚台。
李鸿章倒是有静气，也不跟戈登翻脸，常胜军的兵费照发之外，还另给了一笔四万银元的奖赏，再加上一张褒奖的手谕。这是安抚的表示，亦有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想着这样磨他几天，耗尽了他的锐气，自然也就回去了。
谁知道戈登回去是回去了，却仍然不买账。不仅从开字大营中强行讨走了所羁押的郜永宽义子，而且把四万银元连同那份手谕，一并退了回来，声明常胜军从此不再接受李鸿章的节制。在送回来的手谕背面，还另写了一句狠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与李鸿章相关的东西”。
“不要就不要！我正好省下了。”李鸿章强自抑制着心中的恼火，对替他办这趟差事的克里芬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戈登，淮军照样打仗，他不要军饷，我倒要看看能顶多久。”
然而局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朝野之中，对他在苏州先骗降再杀降的做法，非议渐起，再过两天，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忽然赶到了苏州，面见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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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愤怒，来自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一名英国军官，被拉入了这个诱降的骗局之中，觉得名誉受损，是巨大的耻辱。二是对杀降本身这种“不人道”的做法，非常气愤。三是租界里有人看戈登的笑话，认为中国人拿他的“保证”，看做不值一文。
但阿礼国此行，所为的就不仅仅替戈登出头，而是代表着领事团的公意。淮军在苏州杀降两千余人，大违“万国公法”中不得杀害和虐待俘虏的规定，弄得租界哗然，一致认为西洋各国，不该再继续帮助野蛮的淮军，而各国的军官，也不应继续在淮军和常胜军中效力。各国领事均已上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事务衙门提出抗议，而阿礼国除了将这些意思向李鸿章做了转达，表示谴责之外，还要求李鸿章必须做出书面道歉。
当初关卓凡将洋二团“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把轩军中的大部分英法军官集中在洋二团之内，因此常胜军中的三百多洋人，以英国人占了一半，法国人占了两成，因此领事团推举阿礼国来做这件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阿礼国所提出的道歉要求，李鸿章一口回绝。
“他们八个，盘踞半城，漫天索价，不是真心投降！我为了苏州几十万生灵着想，不能不出此一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杀八个，保全几十万，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不是八个，而是两千多！”
“那两千人，都是他们的死党，关系太大，不得不杀！”
“可是你安排了戈登作为保证人！这关系到英国军人的名誉，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变更盟约，必须事先通知证人。”
“戈登人在新阳，时间紧急，来不及告诉他。”
“那你就不该接受对方的投降，应该堂堂正正地战斗。用欺骗的手段，是可耻的，你必须为此道歉！”
这一点是关键，很难遮掩得过去，于是李鸿章拿出了他那一股痞劲，打起官腔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的军政，”他拖长了声音，傲慢地说，“与外国人不相干，谈不上道歉不道歉。”
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不欢而散，阿礼国怒气冲冲地告辞，到新阳找戈登去了。
这场谈判的具体情形，很快便传到了关卓凡的耳中。他听过了刘郇膏的报告，只是点点头，一语不发。待到刘郇膏辞了出去，便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件乌木镇纸，静静地想心事。
所想的不是杀降这件事——这八个人，死有余辜，换做是他自己，一样会杀，只不过手段不至于像李鸿章这样酷烈，一举杀掉两千余人。
他所想的，是李鸿章这个人。
*（未完待续。）
第一一一章 吴煦的报复（）
李鸿章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富争议的一个人物，在关卓凡的感受来说，也很复杂。
与许多人印象中的“卖国贼”不同，关卓凡一直认为，李鸿章其实不怕洋人。这个“不怕”，不是说他莽撞无理，动辄寻衅，而是说在心理上，他对洋人从未有过畏缩和自卑，这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是一项极为难得的品格。这一点，从他与阿礼国的交涉之中，就能够看出来。他后期办外交，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俄日，也都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奴颜婢膝。
至于经他手所签署的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那就不是个人之力能够抗拒的，算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替整个朝廷来背这些“黑锅”。朝中的清流，固然可以对他口诛笔伐，然而其情其势之下，以中国之大，换了任何一个人去，恐怕也难有更好的结果，难道只凭着一帮书生，口若悬河，下笔万言，就能说得洋鬼子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把抢到手的利益交了出来？
必定不能。
然而李鸿章亦有他洗不脱的罪过——私心太重！刘郇膏指他是个功名之士的底子，也正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是有的，可若说“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不肯了。论到办洋务，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李鸿章自然是标志性的人物，但也正是因为私德不检，在他过世的时候，李氏家族的财产，居然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之巨，那还有什么话说？
况且主官如此，又如何约束手下的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自然更是上下其手，层层分肥！国家用十两银子，却只能办成一两银子的事，而就连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往往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变成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关卓凡心想，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不要说与范仲淹相比，就连比起他的老师曾国藩，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计——至少曾国藩的清廉，有口皆碑，嫁女儿的时候，压箱底的嫁妆银子，就只有二百两，连曾国荃都死活不肯相信，非要亲手打开箱子来看，结果目瞪口呆。
因此，关卓凡在心底，对曾国藩还是保有一份尊重的，至于李鸿章……
这个人，如果有人能够控驭，则用之一方，不失为一名干才。若是如脱缰野马，任由奔驰，甚至是独掌全盘，则最终必定坏事。
现在杨坊任上海道一事，已经尘埃落定，杨坊亦已经开始坐衙办差。除了城西那个虚有其表的巡抚衙门，李鸿章想插手上海的事情，已经很为难了。
而苏州杀降这件事，虽说朝野之中都有不小的非议，但他李鸿章有曾国藩罩着，是迟早可以摆得平的。可是各国领事的这一关，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得去，他以后再想跟洋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诚然，洋人现在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的义愤。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们终究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的，只是这一回，他们有了别的人可以选择。
中国的洋务，以后未见得非要李鸿章来办。
我关卓凡也是可以办的。
而且既然已经心机百变，费时费力走到了这一步，眼光就不肯只放在一个上海上面了——苏松太常镇，天下膏腴之地也，为什么不可以想想？
关卓凡将手中那方乌木镇纸，轻轻拍在案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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