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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劫运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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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朝(东晋)末代皇帝,孝武帝司马曜子、安帝司马德宗弟,恭帝司马德文。418~420年在位。桓玄之乱后,刘裕当政。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篡位与杀害(安帝)司马德宗的企图,并且由于安帝本身的智力问题,司马德文便随侍于安帝左右。但是,一次司马德文因病出宫,安帝终被刘裕派人杀害。刘裕本人有意称帝,但由于图谶所言“昌明(孝武帝)之后有二帝”,于是刘裕为符合图谶所言,便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公元420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与他。恭帝强颜欢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还说如果没有刘裕,晋朝早就灭亡了,是刘裕让晋朝又多延续了十几年,自己让位是心甘情愿的。然后自已按要求抄下诏书,宣布退位,晋朝(东晋)灭亡。于是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我国进入南北朝时期。之后,司马德文被封为零陵王,421年九月被刘裕派人杀死。

    晋朝至此灭亡,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刘宋)取代,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的北魏,形成更加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

    二、文化背景:

    司马昭为了夺取曹家天下,大开杀戒,天下名士一时减半。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司马氏集团对他还是不放心,钟会曾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东晋建立的同时,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奢侈腐化,偏安半壁,不思进取,甘于南北对峙。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荆扬晏安,户口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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