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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同志上好第一课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她们对法医研究所的基本看法。凌菲这孩子看上去心灵手巧的，是个可塑之才，黄永胜和肖建信两个虽然不是跟我的，但我也有责任从旁熏陶他们，正好乘今天这个机会一并给他们一起上个课。我们这边上课不会是大学阶梯教室里那么正襟危坐，一般都会是直接拿尸体说话。面对眼前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已经胜过任何理论，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战中磨炼出的才叫智慧，不然那只是知识。
大学生名叫万绍铭，他的尸体确实已经开始**，不过室内尸体因为温度低，**速度会比室外的稍慢一些，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的面部变得有些浮肿，颜色发暗发黑。按照他的身材来看，应该是个瘦长的脸，可现在凭这张肿胀的脸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原来也许俊俏的样子。
电击伤在右手腕部，电线捆扎腕部的印痕清晰可见，皮肤已经被电流严重烧伤，我抓起万绍铭的右手腕，按了按，然后示范给凌菲她们三个看，“你们来触摸一下，这电流斑很典型，皮肤烧焦变得坚硬，看一次一辈子忘不了。像看到这样的损伤，你就可以放心认定是生前电击致死。看这电线捆扎痕迹，想必是捆扎好通电的，这体现了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必死，电线捆扎在手腕上通电必死无疑。不过，这电击致死和案件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你不能因为说是电击致死，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自杀。比如这个万绍铭吧，虽然是现场留有遗书，我们作为法医，考虑的就要多一些，遗书不是我们法医研究的范围，我们一定要盯住尸体，拿尸体说话，所以，还是要结合到死者是否被控制或失去控制力，才好判断是否是自杀，这些东西只能在尸体上找到依据，当然，现场的一些变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忽然想起了一些什么，于是就顺着自己的思维开始口若悬河地说道：“作为一个法医，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尸体，我们都必须一视同仁，世界上没有简单的现场，只有马虎的法医。所以，当你面对尸体的时候，就必须认真仔细，它们从来不说话，不管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它们在生前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们也许有委屈，有痛苦，有沉冤，但它们已经没有了诉说的机会和能力，它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尸体的代言者。”
凌菲三个戴着手套和口罩，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像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听我的这番训话，使得我想起了五年前慕容哥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情景，当时的我也是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代言者”三个字是慕容哥当时传给我的，我觉得这三个字准确地表达了法医的使命，我们无数不眠之夜的辛劳工作，不就是在谱写一曲平凡的代言者之歌吗？先辈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为我们现在创造了极佳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我有责任把这支代言者之歌继续很好地传唱下去。
“好了，不啰嗦了，这个尸体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按照规范把它过一遍吧。”我也戴上了手套，亲手给她们示范如何检验电击死的尸体尸表。
我拨开了死者的口腔，检查他的牙齿情况，正要说如何如何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异常情况，我的小心脏又一次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二十岁的大学生，怎么长着一口三十岁的牙齿？
第七章 图书馆2（）
我反复地在心里掂量着，按照牙齿磨耗度的六级分度法，尸体的磨牙应该属于三级标准，而三级标准的平均年龄应该是三十岁，万绍铭这个二十岁的大学生怎么会长着三十岁的牙齿呢？虽然理论上存在一些发育异常或者饮食条件特别等等可能性，但这太大的差距使我突然兴奋了起来。
烧脑来了，万绍铭案给我的是下马威，还是新挑战？
我叫凌菲她们三个一起凑过来看，她们看后，一脸严肃的表情，我知道她们并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三言两语告诉她们我的意思后，她们脸色顿时变得发白，表情都差点周星驰了。
凌菲三个弯下腰来，扒开死者的口腔认真地研究了起来。
“苏老师，你说这万绍铭的牙齿怎么会长成这样呢？这牙齿真的有三十岁吗？”肖建信一脸疑惑地问道。
凌菲抢口说道：“苏老师是这个意思吗？苏老师根本就没觉得这具尸体是万绍铭，对吧？”
凌菲转向我，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因为我自己的大脑还在忙碌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见我没说话，凌菲继续对肖建信说道：“你看这牙齿的磨损程度，我觉得跟书上说得一模一样，应该是三十岁，建信，你忘了《法医人类学》后面的彩页上的附图了吗？”
“彩页附图呀？有点想不起来了。”肖建信涨红了脸。
“我也支持凌菲的意见，你看，我这张图上的磨耗度和尸体的基本一致，苏老师说得没错。”黄永胜在手机上翻到一张牙齿磨耗度判断年龄的图片，他眼皮都没离开屏幕一下。
我直接的反应就是殡仪馆他们弄错了尸体，偶尔殡仪馆工作疏漏是有可能把尸体装错冰柜的，但这手腕上的电流斑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几天整个城市都没有类似的尸体，不可能弄错的。
如果这具尸体确信是现场尸体，那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玄机，我的判断是：这三十岁的牙齿不可能是发育异常或是饮食条件特别就可以解释的，说白了，眼前的这具尸体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岁，那很显然，如果万绍铭确信是二十岁，那么现场的这具尸体就不是万绍铭的尸体。
我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又即将多一条惊天新闻，具体内容将会如何书写，就要看后面的调查了。我们经常工作在新闻的背后，制造新闻的不是我们，是我们把那些隐匿的新闻制造者推上了新闻头条。
按照大学保安部的意思，现场的遗书署名就是万绍铭本人，尸体年龄和署名的现场遗书形成了极大的矛盾，这里面到底有多深的水，没有人知道，现在需要的是法医和所有现场技术专家共同来破解这背后隐藏的秘密。
我马上把情况向刘大作了汇报，刘大听了之后，立即启动了程序，要求各部马上勘查现场。
爸爸做所长的时候，案子应该没有像现在这般多，但来自于工作的挑战一定不会低，犯罪分子同样狡猾，条件差，设备差，人少。直到在爸爸的领导之下盖了这堪称豪华的办公场所，才有了我们现在这般阔绰，现在的一切都是爸爸以前留下的老底子。法医这一块，市里面非常支持，向上面要点钱要点人，还是会满足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员设备配置都是其它兄弟城市眼红的。现在最怕的是，上面满足了你一切，你却交不出完美破案答卷，这就要入死穴了。
现实中就是这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处处小心，可是现场的复杂和多变，一不小心就会让你遇上雷区，炸毁你的信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心理阵地，重燃希望。很多法医心中都有着不愈的疤痕，老法医们经常说，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可我现在这个年龄正是向前冲的时候，一时是无法理解这些心情的，也许哪天说不定受了伤，才会体会到其中的痛处。
爸爸工作的状态我没有看到过，他从未带我来到研究所，以至于单位的人在我正式上班之前，都不认识我，只知道老所长有个女儿，后来读了法医系。我考进研究所工作没有依靠爸爸的影响力，完全是我自己的努力，再说，公开的公务员考试也不可能有水分。那年只招一名应届毕业生，我的理论课分数第一，实践和分析环节又给我加了许多分，爸爸一辈子的工作态度和精神似乎潜移默化地移植进了我的骨髓，尽管他百般保守他的秘密，不让我了解他，不让我走进他的世界，可还是通过血脉影响到了我。
我一边想一边驱车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现场位于学校图书馆地下室的仓库里，这里是图书馆废旧书刊存放地，地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摆放着图书馆等待处理的旧书刊和废报纸。
据介绍，万绍铭是大一的学生，经过反复核实，确定是二十岁。他是趁着暑假的时候，每周六在这里打工一天，帮助整理挑选废旧书刊报纸中确定报废的部分，由他转卖给收购废纸的人。
刘大他们已经先行赶到，现场还赶来了刑警队的痕迹、笔迹专家。
我进去的时候，笔迹专家郭伟田正在向刘大汇报：“遗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