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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
也正因为瞿鸿禨清廉自守，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更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而清高的瞿鸿禨这边。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自知势单力孤的瞿鸿禨，为了抗衡奕、袁组合，便引岑春煊以作奥援。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很自然地拉拢到了岑春煊，经过他的运作，岑春煊直入朝廷中枢。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
瞿岑联盟攻势凌厉，先是使邮传部侍郎朱宝奎罢官去职，又由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
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情的缘由是一九零七年四月，朝廷任命东三省的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等于是奕劻、袁世凯集团把东三省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当然不服。
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原来，这个段芝贵乃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此人善于逢迎，因而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时候颇受重视，据说还曾拜袁世凯为义父，显系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也就是后来农工商部的尚书戴振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
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的时候，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便一掷千金的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这下高兴得是合不拢嘴，于是回去后便在老爸奕劻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这样段芝贵便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事情被捅出来后，奕劻、袁世凯集团很是难堪，最后朝廷只得下令彻查此事，最后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屁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最后嫁给了某盐商。
所幸的是，朝廷最后还是网开一面，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载振之事了结。不过，“事出有因”的结果是赵启霖被免职，原因是轻听轻信；而“查无实据”的结果便是载振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至于段芝贵，这位行贿者因为还有其他问题，最后是被查处革职，永不叙用。
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决定要反击了。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
他首先指使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一番搬弄，虽然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
正值革命军在广西、云南声势大张，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于是，岑春煊无奈离京，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事态真的会象他所想的那样有所转机，他能够有机会再入中枢吗？
…………
尽管不知道这股政潮、党争会以何种结局收场，但陈文强是看好袁世凯这个枭雄的。瞿、岑前景不妙，这是他得出的大致判断。
虽然这可能对陈文强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但岑春煊若不能赴广就任，两广总督换谁接替，却对西南的革命形势有紧密关系。所以，他想先赶到广州，把巡警总办的位置坐实，并且提前打探到相关的情报。而革命军想要再度打开出海口，想要再次接受巨量物资的补给，也需要他的运筹调度。
就这样，陈文强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上海换船而未停留，避免了与岑春煊的见面。入海航行，再度返回了他在南方的根基琼州。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九章 撒手不管；讨价还价（）
革命者，不管是殒身不恤、杀身成仁的吴樾、徐锡麟等人，还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陈文强打心里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