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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格原定被盛宣怀奏请出国考察炼铁新法并洽购设备，但陈文强横插一杠，挤掉了日暮西山的盛宣怀，也就使他的差事悬了起来。汉阳铁厂改制为商办，由陈文强接手，朝廷旨意已经说明，但却未重新安排他的职务。陈文强露出婉留之意，自然是件好事。况且，李维格是个负责任的人，被聘为铁厂总办时也有着雄心壮志，要把铁厂办好，不枉自己的一番苦学。
“陈大人好意，下官岂敢相拒？”李维格苦笑了一下，说道：“汉阳铁厂本东亚创局，事非素习，然自张、盛二公（指张之洞、盛宣怀）以及二公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入室登堂？下官自接任铁厂总办以来，苦思钻研，却不明铁厂弊，实是心有不甘。陈大人远在崖州，未至铁厂却已心中了然，令下官钦佩备至。若是能解下官心中所惑，下官感激万分，愿暂留铁厂，效绵薄之力。”
“见识得不错，办厂人员不懂技术，盲目订购设备，正是最大的问题。”陈文强微笑颌首，说道：“那咱们就共同努力，拭目以待吧！”
不懂装懂，当官的拍脑袋作决定，正是洋务运动的弊病之一。
当年筹建汉阳铁厂时，洋人曾提醒过“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可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
结果可想而知，先是马鞍山的煤不能炼焦，还要从德国购焦炭；后来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又因为所购机炮为酸性配置，不能去磷。折腾了五六年，花费了五六百万银子，合格的钢却还未炼出来。
而陈文强甫一接手铁厂，便雷厉风行地开始各项工作，数十万元砸下去，召齐散落的、形如乞丐的原铁厂工人，马丁炉开工，转炉改造，厂房修补，设备检修，两座炼铁炉也采用新工艺生火炼铁。
一座座高耸的烟囱陆续冒出烟柱，生气又逐渐回到了停产多时的汉阳铁厂，并由此向汉阳镇扩散，挣到工钱的工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家属也扫去愁容。在鞭炮锣鼓声中，冠名为华强公司的米店、杂货店陆续开张，从上海驶来的轮船不时靠岸，运来各种商品。
在一片红火的气氛中，上海、武汉的数家报纸登出了汉阳铁厂已经全面复工，一座平炉、两座转炉经过工艺、设备改造，陆续出钢。经克虏伯公司的专业人员检验测定，钢铁质量全部全乎标准，可以用现行设备轧制钢轨，制造铁路所需零件。
…………（未完待续。）
。。。
第一百三十八章 迟来的拜见（）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x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