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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产工具得到明显的改良。加洛林王朝之后，许多新的铁矿被开采，铁制工具迅速增加，新的生产工具不断涌现，尤其重要的是一种带轮重犁的推广、采用，使北部淤积地得到深耕，发挥了地力，较之轻犁大大节省了耕作时间。马具的改良和马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8世纪后，马具渐得改良，即在马蹄上钉铁掌和使用新挽具，使马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要牵引动力。挽具的改良也使耕牛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10世纪后，马拉重犁在法国成为普遍现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三，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提高，首先是三圃制得到推广，11世纪后，在某些地区又出现了四圃制耕作方法，既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也丰富了作物品种。并且开始注意施肥和保护地力。社会生产力的这些进步，推动了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同样可以看出，在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上面，欧洲的新陈代谢速度快于中国。其代表便是马耕对于牛耕的取代。在11世纪，或者更加早的一段时间。是欧洲牛耕地和马耕地并行的年代。
也可以看作是这2种牲畜在农业耕作中的竞赛。最终马耕战胜了牛耕，成为整个欧洲最流行的一种耕种方式。而马耕的胜利，正如同先前所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马耕同牛耕的竞赛中，马耕的胜利应当归功于重钉马蹄铁和新式轭挽的传入，而这两样东西，却使得马牵引的功效提高了4倍。
加之“三圃制”在欧洲的广泛应用，能够使马得到充分的食物。因此，马在耕种的效率上面就在那段时期集中的体现出来。”正是这样效率的优势的体现，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马耕的主导，牛耕也逐渐的被马耕所取代。甚至，我们可以将马耕看作是农业生产技术上一次小小的革命。
虽然，这次革命的作用，远远不如先前的牲畜取代人力，机械取代牲畜那样的影响深刻。但是，马耕却将欧洲的农业生产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刻。直到1731年塔尔（j。tull）发明马拉中耕锄，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到近代科学农业时代。
而比牛耕效率更加高的马耕技术没有能够在中国大规模使用的原因。除去了中国人对马的地位看法的主观原因和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水田不适用马耕）的客观原因之外。中国的小农生产，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很难将成本比牛高的很多的马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而且，中国的农业结构为农桑模式（北魏时期的均田令：一夫一妇授田12o亩，其中2o亩为桑田，粮桑比例为10o：20，但均田制另有规定，男夫及课，别给麻田10亩，妇人5亩。）造成畜牧业的萎缩。间接造成了畜力的短缺。据估计13世纪英国克劳利的农奴平均每户有牛2头，有时甚至在3头以上。
如1256～1257年度，克劳利的农奴们有因用于耕地而免除放牧税的公牛 8头，母牛 44头。两岁的牛 15头，1岁的牛18头和小牛23头，此外大约还有准许免税放养的牛50头（每户1头），共158头。
50户农奴平均有3头以上的牛，另外每户还有马1匹。作为农奴能有如此数量的牲畜，可见其富力是相对充裕的。有人认为。封建欧洲使用的畜力，即使把有些小农缺牛情况估计在内，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便是水利灌溉体系。宋代以后，中国的大型水利灌溉体系基本不再出现，唯一一次是元朝时期对于大运河的重新开凿。也仅仅是为政治上面服务的。此后的中国水利生产，更加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和战国时代，甚至汉唐鼎盛时期，已经是大大的下降了。反观欧洲的水利灌溉体系，在古罗马时代的灌溉体系完全被中世纪战乱破坏以后，11世纪。这样的灌溉体系又重新开始。其代表作便是法国的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流灌溉体系，德国的莱茵河灌溉体系和意大利的波河灌溉体系。值得一提的是，13和14世纪。在德国最流行的一种水磨作坊，正是十字军东征期间，德**队从中东所带来的。中国宋代以后水利建设缺乏创新意识，从某些方面是中国水利建设基本完善的产物，但也看出更新方面的缺乏。
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虽然高估了汉朝的农业生产，但看出了中国农业工具更新上的不足。
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导致了欧洲生产力的提高，同样也以法国为例。从11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中叶，法国人口大约增长了3倍。11世纪后法国农业生产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在农业产量上，9世纪时安那贝王室地产上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小麦为1∶1。8，大麦为1∶1。6，黑麦为1∶1，而到11—13世纪，不少地区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已达1∶4，1∶5或1∶6。 13—14世纪农业产量有了新的增长。
在巴黎以北平原上，小麦种子与产量之比达1∶8，在冉纳维里埃，谷物为1∶8—9，燕麦为1∶10。南方稍低，在朗基多克，小麦仅1∶4—5，普罗旺斯一些地区，一般为1∶3—4。就全国总体看，种子与产量之比在1∶2—10之间。虽然此后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的流行，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但很快恢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欧洲的农奴制度也趋向于瓦解，城市自治运动是前兆。比如在法兰西岛等先进地区，到13世纪末和14世纪，领主制已不再占主要地位。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后，英国和法国在14和15世纪分别发生了农奴大起义，进一步的加快了欧洲农奴制的瓦解。改变了原有的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造就了农业以外的剩余人口，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欧洲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罗马旧城、封建贵族城堡、大教堂、修道院外以及山隘路口、港湾要津附近出现了新的居民点，这些居居民点被称为“市”，市的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活动。1007年的一个文献首次将市的居民称作市民。一些旧城也恢复了活力。
城市的普遍复兴发生在11—13世纪。这些城市和墨洛温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是整个欧洲工商业的中心。而且发展迅速，比如1000年左右克吕尼修道院外建立的新市。到12世纪已发展到2000多居民。
欧洲的城市和中东，以及中国的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没有宋朝时期的开封，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那样的喧嚣和繁荣。也没有这些城市的规模，甚至好的街道也是用小石子简单的铺了一铺，人口不足500，比较大的也只有2000人。但却是整个欧洲矛盾最为集中的场所。在欧洲的城市中，往往都描写着整个欧洲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欧洲的城市之所以斗争激烈，主要是建立的目的和中国，即以中东的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他们建立城市的目的。
很显然。中国和中东一带的城市，其城市的建立目的便是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导，宋朝以前，中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带。而明朝时期，中国的东南地区城市增加速度非常得快，而其中的目的，不言自明。
相反，西欧的城市则是以经济为主导，其前身通常是农贸集市。而鉴于地理的优势，发展成早期的城市。由于，其建立的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从而造就了东方和西方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也发生很大的不同。
简单点来说。中国和中东是城市管理农村，而西欧则是农村管理城市。一般来说，中国和中东一带的城市，其建立的目的除了驻扎士兵之外，就是对所管辖的地区，也就是农村地带的管理。这就是所谓中国和中东城市的行政中心的作用。
西方的作用则相反，起先，欧洲的城市是建立在土地贵族的土地之上。因此。城市的管辖权属于西欧一带的土地贵族所有。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的恶劣的，比如，公元10世纪。卡佩家族上台之初，其掌握的领土不足1000公里，也就是它所属的“法兰西岛一带”，而大部分地区均由各地的封建土地贵族所拥有。因此，城市的管辖权则是处在了农村一带的土地贵族手中。也造成了西欧和中东，以及中国不同的城市、农村管理模式。
一般来说，欧洲的城市斗争分成了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