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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当然是真话！”
宋铮点点头，道：“故事好，背景选定没问题，优点一大堆，那些影评人的话，也不完全是在吹捧，基本上还是很中肯的，但是，同样的缺点也有，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没办法把这么大的一个故事揉到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去，另外，这次华谊兄弟的宣发，集体脑残了！”
电影还没有上映，华谊兄弟的宣发就臭招频频，一会儿大打苦情牌，一会儿又嚷嚷着让观众进电影院之前准备好手绢。
这tm算什么？
当现在的观众都是小孩子吗？
还是没见过世面啊？
电影上映之后，就因为上座率不如预期，就雇佣水军刷分，结果被曝出了来之后，又翻脸不认人，说是有人故意抹黑。
至于是谁在抹黑，华谊兄弟方面没有明说，可只要抛出这个话题，自然有人往宋铮的身上引，谁让贺岁档风头最盛的就是一九四二和盗梦空间。
宋铮对此虽然恼火，却也不想多掺和，更不想多说什么，对于冯晓刚的这部一九四二电影，票房不佳，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不是宋铮有“神机”，也不是宋铮会“妙算”，是因为，冯晓刚拍摄这类博大且需要人文关怀的电影，还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火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功夫”。
没有拍摄这类电影的金钢钻，怎么能揽这类电影的“瓷器”活？
这话怎么说？
有道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要追求理想的票房，就该继续拍摄冯氏喜剧，就该拍摄没完没了，天下无贼，还有手机那样幽默中见着小人物“善良”电影。
因为，拍摄这类电影，是冯晓刚的“绝活”，既能充分调动当代少有的明星，葛大爷的天才演技；又能擅长化用名满天下，类王硕般的“燕京痞语”，让广大电影观众喝彩。
可惜的是，冯晓刚并不甘于早已取得的电影成就，一方面选定内容沉重的题材， 刘震芸所著温故一九四二，将主题扩大到“人”，要对民族顽强生命力的悲壮来一个讴歌；一方面又请来两大国际影帝，凭借钢琴师荣获奥斯卡影帝的阿德里安•布劳迪，及曾凭超级大玩家获得戛纳影帝的蒂姆•罗宾斯加盟。甚至还没在国内公映，就已经送往意大利，参加罗马国际电影节。凡此种种动作，都已经说明，冯晓刚这一次是要照着国际有影响力的导演冲击！
一方面要理想的票房，却丢弃自己的真功夫；一方面要更大的声名，却选择自身难以驾驭的题材内容，票房和口碑“落荒而逃”，就是它的结局。
这就叫：“扁担没扎，两头得砸！”
当然也不是说这部电影就真的一无是处，毕竟自上映以来，还是好评不断，但从票房上来说，仅收五个多亿，对比四个亿的制作成本和三千多万的宣传费，亏本是肯定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叫好不叫座。
网上还有人分析一九四二的亏损，是因为冯晓刚在一个贺岁的季节里，上映了一个不讨喜的题材和过于严肃的主题，观众们到影院去看贺岁档，自然不愿意去看这么悲伤的剧情，买悲情和眼泪。
可是对此，华谊兄弟方面做出的应对，简直可以用脑残来形容，他们居然莫名其妙的掀开了骂战，将电影票房不加，归咎于当下的青年一代丧失了历史感和厚重感，只追求一些浮躁、简单的剧情。甚至有人痛骂国人忘记历史，忘记文化的，捎带手的还把冯晓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让他被动的加入这场骂战。
宋铮不否认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仅把“叫好不叫座”的责任推给观众是不行的。
因为在相同的时间内，欣赏电影的观众都是同一群。好的导演会用他拍摄出的作品吸引住观众，让观众走进影院去欣赏自己的作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反思的就应该是导演本人，光靠骂观众、骂国民性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令导演本人走向盲目的自大，这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无疑也是相当不利的。
花八年时间准备，又尽可能调动多年的积累，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票房却不合预期，它又一次告诉人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不打折扣的生活哲理！
依宋铮之见，冯晓刚最应该做的就是将自己所擅长的东西进行到底，继续拍摄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喜剧电影，或称类喜剧的电影，于投资商有利，于已有利，于观众也有利。
正文 第八百七十九章（）
一个人如果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勇敢，更多的人怕是会贴上不自量的标签。
当然不能说冯晓刚不自量，事实上，一九四二拍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和同期大多数的国产电影相比，一九四二展现出来的绝对是高质量。
之所以票房一般，不受观众的追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色彩太浓，冯晓刚的一九四二在号称灾难片的同时，也号称是历史剧，但他在历史还原和历史阐释的时候，明显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比如在解释大公报被停刊三天的事件时，冯晓刚的解释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但同样报道灾情的重。庆新华日报，却在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发表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
且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大公报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冯晓刚将两段同时，但不相干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主旨在于政治的批评。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抨击国民。党。政权，目的在于获取政治上的加分。
所以叫好声中，不乏政府的支持为效，不叫座的局面，也不免懂历史的良知者的叹息之声。
其次，就技术上来说，过于渲染血腥的场面，影片一开始就在枪声和血影中开展，中间又夹杂大量的血腥、残暴的内容，比如白修德拍摄河。南灾情的一段，多次复现了狗吃死人的镜头。
中国内地的影片一向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所以导演们往往喜欢钻这个空子，用血腥渲染悲情，从而博得观众的眼球，但这个策略只适合在平时的环境下使用。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上映在“贺岁档”时期，过分血腥的场面，在对观众没有丝毫心理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屡次闯入，对于观众的接受底线来说，显然形成了一个挑战。
所以，冯晓刚用血腥场面渲染所带来的叫好虽然如故，但挑战观众们心理底线的后果，必然是失去票房。
再次，从结构上说，彻底的悲剧令影片失去观众群，电影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的篇目长，可以通过文字的渲染突出悲剧，让人在阅读之余产生反思。
但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三个小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为观众密集展示一个巨大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所以在对完全悲剧的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大多数的电影导演都会对情节进行一些改编，不把悲剧做彻底，让结局有一些希望。
例如余华的活着，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家珍也死、苦根也死、二喜也死，只有福贵和黄牛活着。
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也有时间和经历，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
而反观冯晓刚对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密集地展示悲剧，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
在电影院内，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人性上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
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无疑是十分吃亏的。在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
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