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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中华民主帝国兴起。跨国公司在帝国建立之前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中华民主帝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中华民主帝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中华民主帝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中华民主帝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主帝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一战后的十年，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中华民主帝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中华民主帝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中华民主帝国标准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和军用车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飞弹、潜艇、航空*器材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中华民主帝国苗氏海佑集团公司在太初三十五年前后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为了对付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历届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或称作“反周期”措施）；包括金融方面的调整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采取放松抵押贷款等措施；以及财政方面的增加军费开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减税、免税、退税和“高涨”期间增税）等措施。在私人经济方面，垄断资本企业为了推销过剩商品，采取大量推行消费者信贷、住房建筑抵押贷款等办法。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危机发生了一些变形。即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最严重的太初四十二年危机期间工业生产只下降15。1％。其次为太初三十二年下降13。5％和最近一次（太初五十四年）下降12。0％。危机过后，萧条和复苏阶段缩短，因而两者间的界限难以区分。经济危机的爆发，无论“中间性危机”还是“非中间性危机”，都比过去较为频繁。
中华民主帝国政府采取的上述“反危机”措施以及私人企业的信贷扩张，造成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率从太初四十年…五十年间的2。8％增至太初五十年～太初六十年间的7。9％，而国民生产总值（按太初五十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率在同期从4。0％降低至3。1％。一面物价加速上涨，一面生产增长速度放慢，而同时，失业人数又不断增长。这种情况形成了所谓“滞胀”的局面。
第五百九十五节 战后掠影经济续（）
除了周期性工业危机外；战后中华民主帝国也象过去一样；继续发生长期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由于国家领土和海外领地的扩大，农业生产盲目扩大，而国内销路有限；因而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落，很多家庭农场大量破产。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并设法通过国际社会援助和粮食深加工等消耗过多的产量。太初三十年～太初五十年小麦收获面积从6050万公顷缩减到4356万公顷，棉花从2268万公顷缩减到1116万公顷。但小麦和棉花价格仍下降了许多。到太初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华民主帝国农业生产过剩危机才有所缓和，小麦和棉花播种面积已见扩大，价格有所回升。但这是受外来条件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因素的变化。
二战结束的初期，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为1246亿中元，占当时整个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64％，崂山经济体系每块12。5千克的金砖73。4％，这是战后的最高数字。按照崂山经济体系，世界各大国货币同中元挂钩，而中元同黄金挂钩，兑比为35中元=1盎司黄金。
在太初年以后，除个别年度略有逆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顺差。太初四十一年上半年，顺差达到83亿中元。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逐步增加，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也在增加，但是过度的黄金储备增加让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了黄金储备分布不均的危机。
在太初四十三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中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中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中元的浮动汇率。中国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抛售黄金最终平衡了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终于下降到了15万吨上下，即使算上皇家的2。5万吨皇家企业黄金储备，也不过17。7万吨，首次跌破世界黄金储备50％的水平。
太初四十八年，中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中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太初四十八年9月22日，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中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中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
从太初四十年起，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太初四十七年高达1600亿中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中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元不断升值，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寄希望以中元贬值来加强中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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