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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排配合我们，从侧面掩护我们连进攻水原城。”说到这里，王洪生狡黠的一笑。
“突然，日军哨兵和一座商业楼上的敌人同时用轻、重机枪向我们扫射，我们马上卧倒向敌人还击，由于天黑，这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城北门，走到守门的敌人哨位跟前了，我们已经被敌人发现，有一个战友
是谁我不清楚，非常勇敢的冲上了敌人的哨所边上，想要向里面投手*榴弹炸地堡，但敌人火力太猛，他找不到出手的机会。
戴连长高喊：“弟兄们压制射击！”我也马上高喊：“一排跟我上！”我们借着夜色，冒着敌人的子弹像猛虎一样冲杀着接近敌人机枪地堡，最后是马玉宁用一枚枪榴弹射进了碉堡的射孔才了结了对手。我们勇敢地冲进城里追打出一里多地。突然路右边学校里射出密集的子弹，我们马上卧倒向学校猛烈还击。
戴连长命令让我联络后边的战友为什么没上来，我回到来时的城北门一看是敌人的增援小队又把守着城门了，我们的人没进来。这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城里是敌人的天下，我们的队伍又没进来，敌众我寡，我们必须速战速决。
我先向屋子里打了一梭子子弹，吴亮用手电筒在室内照射，在一个教室里我又发现书桌底下趴着一个敌人，手勾着扳机，趁敌人还没抬起头来，我迅速从侧面躲着敌人枪口猛地夺下他的枪。
连长命令我用刺刀砍断电话线，命令机枪班长为巩固阵地，在学校外边路口用三挺机枪守住。连长在校外边树墙的地方指挥。
我迅速砍断电话线后，向学校院内*射击和投弹，趁着敌人的炮火暂时被压下去的片刻，我冲进学校院内，迅速扫视发现院内停放一辆轿车，并发现轿车底下有一个敌人抱着枪还没缓过神来，我一个箭步跳到汽车上面，并迅速往车底下射击，敌人被吓得连滚带爬的从车底下往出滚。我迅速从车上跳下来冲上去一把夺下他的卡宾枪，我也同时说着学的朝鲜语：“缴枪不杀”。将他押送到在学校外面指挥的戴连长那里，经过连长用朝鲜话审问，知道他是日本第四师团宪兵队的三韩翻译。
我看到学校里还不断射出子弹，马上又一次一面射击一面冲进学校。这时我们的一个机枪手也随我进了学校院内，我对他说：“你在校外把住路口，守住阵地防止外来敌人。”
我带着两个战士为了隐蔽自己，贴着墙根向前走，在离一班长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个敌人，我又用军队夜校老师教给我们的日本话喊话说：“缴枪不杀！”，我说完后，敌人嘴里也说着：“缴枪不杀”向我们走来，他没有举抢投降，我又不会说别的话，他不投降，我就向他射击打死了他（他可能是个辎重兵或者炮兵没有配备单兵武器，不过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担保对方是否是真投降）。接着，将一班长张培光抬回来，机枪也取回来了。因为有武器才能保存自己，而且不能将武器留给敌人。
连长命令爆破组的三排长陈有志将汽车烧掉，命令我押着日本翻译往回走。戴连长和我们一起研究，考虑进来的门有敌人把守，我们从东边走。
我们翻过城墙就是稻田地，走到稻田地时敌人从侧面的山上用三八步枪和机枪猛烈地向我们射击，我们一面还击一面匍匐前进，我押着俘虏，我们在山下绕着山底的稻田地，越过这个山到另外一座山下的稻田地，一直是匍匐前进，敌人的火力更猛烈地向我们射击，这时我听到三排长陈有志的声音：“我不行了”，但我押着俘虏，不能分神。陈有志牺牲了。
我也在这时负伤了，被一颗跳弹击中了左上臂，袖筒里外血满了，大衣前面都是血。虽然如此但我想，不论多么艰难也一定要将俘虏押回去，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后来吴亮赶到，我拿出急救包，让吴亮给我包扎，因为吴亮一只胳膊也受伤了，一只手无法包扎，吴亮将急救包递给俘虏，一手拿枪对着俘虏，吴亮让俘虏给我在衣服外面扎住了。又前进了一段路，戴连长用喇叭将同志们联络到一起，连长看我的血流的太多，又给我包扎一次。虽然我受了伤，但我一直将俘虏押回驻地。
回到驻地已经是半夜，卫生员用剪子把我的衣服袖子剪开，将血肉模糊的伤口消毒上药，让我们睡了一会儿后，副指导员孙万山给我开了党员介绍信，我和吴亮跟着连队一个送我们的同志，一起将我捉到的宪兵俘虏押送到团部，团部的同志又将我送到汉城的战地医院疗伤。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只进城十八个人。却打垮了敌人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宪兵小队，烧掉一辆轿车，抓获一名翻译官，还缴获了大量武器（不过被我们藏在了途中的一个土坑里，带回来太沉），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历尽艰险，还是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抓“舌头”。两天后，师主力部队赶到水原，日本第四师团已经很和平的撤军回大田了，水原再次回到我们手里。”
第四百二十二节 趁虚而入鲤师团（）
前线的捷报那自然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而且战争远离家园，部队伤亡也不大，至少没有拉壮丁摊军费之类的故事，茶余饭后议论一下自己看重的哪个王牌师能在战争中斩将夺旗，或者小赌一下，压个小注探讨一下战无不胜的国防军几天能把小鬼子赶下海。
一派祥和的国内局势，让大家对已经开打了一个多月的三韩战争有种痛打落水狗的错觉，其实日军绝不是一支鱼腩部队，经历了开战后连续被击溃的惶恐之后，日军现在已经在平泽、忠州稳住了防线，而第五师团的到来和日军用收集来的溃兵和武装的在乡军人重建的第十九师团，让日军再次拥有三个师团的兵力，和这一线的第八集团军的5个师和东线的山地10师、快反97师对峙起来。
不过一个突发事件让局势变得微妙起来，这也是中日双方都没有想到的，而带来这一变化的是一名日本少佐带来的，他的就是时任第五师团第21旅团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原本该在1921年（大正10年）5月，被调回本土成为了陆军大学的兵学教官。不过因为第五师团被紧急*抽调，军官配置上难免有点缺货，这位同僚上司一致认为是讨厌的聪明人的家伙顶替某位恰好调动到陆大任助教的长洲藩子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何况还委任他为21旅团的作战参谋（中佐岗），已经算得上是擢升了。石原莞尔也算的上研究中国情势很早的军官了。武昌革命之后的乱局，后来重用商人，以商治国的吴宸轩政权，都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石原莞尔评价道：现在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显然无法承担领导黄种人去挑战米英鬼畜的责任，而且如果日本领导黄种人翻身做主人，中国会不会拖后腿还两说着呢。
第五师团是12月5日开始抵达浦项的，21旅团作为前锋一上岸就被安排了一个任务，驻守堤川阻止第七集团军的东线进攻。如果是普通的日军参谋也就能帮助旅团长老大规划一下进军线路，筹划粮草供给，分派个行军队列，抓两个花姑娘给旅团长谈谈人生理想之类的。不过这个中二军官可是大名鼎鼎的日军之脑，虽然还没有后来的“石原之智，板*垣之胆”的说法，但是不甘寂寞的警察局长的四公子（幸亏他爹不叫李刚，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该废除的，如果日本也能早计划生育，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八年抗战了），却没有一点当参谋为领导分忧的觉悟，而是越俎代庖的策划了一个大胆的偷袭计划。于是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三韩战局有了新的变数，12月8日原本应该到达堤川宁越一线驻防的21旅团却没有停住脚步，不久之后，21联队克复原州的捷报就传来，这下中日双方的统帅部都傻眼了，什么情况？
“报告，第8机步师罗顺清师长来电。”一位参谋向停驻在开城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吴禄贞中将汇报。
吴禄贞看完电报，倒吸一口凉气，把电报递给了李参谋长，“什么？原州失守。日军一个旅团长驱直入，意图穿插平泽我军后方。日军指挥是个疯子吗？一个旅团充其量不过七八千人，插入我军三个机步师、装甲师之间，还打算重新夺取汉城，他们是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