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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宸轩的开场白，让这场会议的主题瞬间升华。在场的老老少少都感到自己的肩膀上沉甸甸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总务处的开水瓶每天都要用小车往会场里送，秘书组的小丫头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连在门口值班的安保科的李景林和霍殿阁两位武林高手都惊诧这些高层们的精力如此惊人，即使是晚上讨论到子时，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这些中堂们就会一边吃着煎饼果子一边端着茶杯急匆匆的进入会场，眼神里满是急切的光芒。虽然不能理解这些部堂大人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但是绝对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李景林和霍殿阁两人更是衣不解带的昼夜执勤，希望能为这些正在鞠躬尽瘁为国为民的大人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第三百九十四节 产业调整定大计（）
地球另一边美国却正在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恰巧是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期之内，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又因为爵士乐的兴起而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twenties），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后来直接导致了1929…1933世界经济大萧条。
美国士兵自欧战前线上归国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随后是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的诞生，崭新而自信的现代女性面孔的出现；尽管最后一场1929年的大灾变宣告了它的终结，但此一时期内无数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民众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彻变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生活在繁花似锦的时代里，绝大部分美国人自然不会注意到全球经济危机的悄悄逼近，但是中国因为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和薄弱的工业基础，导致低附加值的产业过多，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来自产品过剩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但却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美国和中国一样利用“中立”的有利地位，利用交战双方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充当双方的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此外，美国还在战争期间对英法贷款（中国则利用这一时期减少了外债，并且夺回不少自主权），并乘欧洲交战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良机，扩大工农业生产，进行商品输出。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从战前一个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到二十年代，美国掌握的黄金总额已达世界黄金储存量的1/2，控制了国际金融市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由英国移到了美国。这就大大加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为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而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忙于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1917年4月参战后又忙于战争，所以无暇顾及陈旧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战争结束后，美国靠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雄厚资金，并随着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出现了一个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采用新技术的热潮。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推行“工业生产合理化运动”。当时，运动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泰罗制和福特制。早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年轻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罗就着手研究工厂的科学管理，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在这个理论成熟后，特别是中国的标准系企业采用的成熟的装配线和其他专业分工方式，业务外包市场的形成，以及蒙塔古—标准体系的引进，让美国工商企业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科学管理。所谓福特制，即采用装配线作业或流水线作业技术。这种技术其实是福特汽车公司在和中国标准汽车合作后从标准系学来的，由于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在20年代初期，被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还以加强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战后，美国大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1927年据208个公司的报告，它们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总数近1200万美元。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工作的加强，推动了新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凭借其在一战中扩张起来的经济实力和欧洲各国战后经济尚未恢复之机，以及西欧各国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夺取大量新的海外市场，实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一战后，美国以经济势力渗透取代了英国在加拿大的优势地位；在拉丁美洲，美国以“金元”外交、“大棒”政策并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掩盖口号，排挤欧洲国家的资本，使得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主要投资场所。美国对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以帮助恢复战争破坏为名，到处运用美元，推行“金元外交”。这样，美国的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不断增长。
美国在夺取新的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注重扩大国内市场。在20年代，垄断资产阶级挖空心思，用五花八门的扩大广告宣传和赊购的办法来刺激汽车、住房及大件日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这一点上美国这个移民帝国比起保守的传统帝国而言要有利的多。
美国的繁荣虽然初见端倪，但是吴宸轩和他的幕僚们早就关注着美国的发展，而致公会等华人社团也帮助中国科学院经济部的专家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现在这本厚达上千页的调查报告就在秘书处的内参室里，供给这些参会的人查阅参考。
终于经过反复的辩论和查找资料，大家都一致认为，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这也需要中国先解决外部的威胁（日本），和内部的紊乱（南京中央政府的空壳化和地方保守势力），最终大家选择相信国防军，能首先解决外部威胁，而政府和新华党方面则全力解决内部的紊乱，保证给二五计划提供一个平稳过渡的坚实平台。
从共和十二年的经济数据分析来看，现在陷阱的主要入口已经开启，主要表现为经济动力不足。不论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出口为主），还是内部经济萎缩（导致通胀），都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以这个结论作为基准来看，最为可控的摆脱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进内需最为根本，因此增加就业（国家在大力提倡创业）并且最大限度丰富产业结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和基础建设是在大环境制低迷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补充动力，以科技优势来开辟稳定扩张的市场，加大工业产业的升级力度，并让优秀的企业有机会进入高新技术领域，并提升研发水平是重要缓解；同时合理促进城镇化，加大农业集中化和机械化，让农业人群收入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城镇化新人口对于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一个补充动力，但关键是国家不能在这个节点更多的发展传统的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否则只会因为短期动力造成更大的产能泡沫，相反还要精简现有的一般制造业产能，加速研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将是这股动力的真正作用；最后，提升城镇人口收入，将是补充所有动力的联动环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带来更多的新产业创业机遇，带动新城镇人口的消费**促进制造业升级转换提供动力，所有的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连接，尽量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扩大、加深。所以经过五天会议，最终确定的二五计划的四项原则就是：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共和开国前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第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