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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快，稳扎稳打、层层推进，坚持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这种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你们这些红匪的作战区域，逼迫你们与咱们打一场拼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想來，这三点，全是咱的强项、也全部是你们的弱项，你们是肯定搞不过的；至于经济嘛，咱是政府，有的是法子对付，嗯，封锁，就两个字，就可以让你们死瓜瓜，咱就是有这个优势，想來，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效果应该不错，这红匪区数年以來，农村受长期扰乱，人民无喘息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便只能困守一隅、束手待毙了。
当然，这一次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咱的用兵法则想來也是完全正确的，看來，在总结以前四次围剿经验的基础上，去年7月在江西庐山以红匪作为假想敌开办的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那是完全有效果的，至少，咱在训练班上给这些精英们讲解的，此次剿匪实关乎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些人还是听进去了，看來，经过这次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咱们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有了很大提高嘛，那些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就是明证嘛，嗯，从他陈辞修提供的战报看，第三路军至今伤亡军官总数已达到827人，伤亡士兵总数9235人，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这就说明，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看來，这些参与围剿部队的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这就好嘛，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这要表扬，要嘉奖，他们的后事，要好好地处理，他们的家属，政府要全程负责，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但仍能守住阵地，这也很好，政府会负责他们后事的，那个毛炳芳，咱要重重嘉奖，要接到南京去，咱亲自给他挂勋章。
嗯，自古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这一回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看來也做对了嘛，至少，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辞修就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红匪，最是会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來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來对付红匪一切虚伪的花样，定能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哎，这法子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说出去有些难听，但想那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若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嗯，从今天看來，咱这个法子虽是出于无奈，却确实不失明智，很有成算呐。
嗯，除开这些外，这些年來，还就今年咱的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咱从容展布的机会，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这是头一个好事，想想自己，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咱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第二次“围剿”时，咱的部队起初也是稳扎稳打，后來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咱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得红匪觅得作战良机，咱损失严重，第三、四次“围剿”期间，接连爆发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让咱心烦意乱、心力憔悴，结果，稍一加快围剿进度，立即又让那红匪占了便宜，咱一损失就是几个师，娘希匹。
还好，这第五次“围剿”前期。虽然发生了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咱的动作快，事变很快被压了下去，咱反而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嗯，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咱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红匪之所谓中央苏区包围，想來，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能获得更好的内外环境。
嗯，看來，胜利在望，但咱可不能就此懈怠，还得加上一把火，将这些红匪完全消灭，方解吾心头之恨，
第一二九章 铁桶计划（）
摆在周伟人案头的，就是最高当局蒋委员长在深刻地总结自己眼前的情况和信息后，制定的最新作战计划，：“铁桶计划”，也就是他所谓的对中央红军实行的“再添一把火”。
其时，知道这个计划危险性的红军高层，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周伟人，另一个则是李剑生，李剑生如今是堂堂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已经算是一个红军高层了。
知道这个计划的危险性，李剑生得益于他來自于后世，并对这段历史作过研究，虽不知此作战计划的详情，但却知个大概，即使不知兵的他，同样知道此计划的恶毒，因为此计划一旦功成，中央和红军将面临毁灭性打击，而中央红军的长征，也正是因为这个情报而发动的，当然，他并不知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和具体时间，只能靠自己的记忆和推断进行。
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情报，得益于一个叫莫雄和一个叫项与年的人。
莫雄，生于1891年，逝世于1980年，广东英德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军权，部队遭到缴械遣散，极度不满的莫雄，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反蒋行动。
1930年，他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赴上海时遇到原所部政治部主任、地下党员刘哑佛，经其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项与年，并与党的高层领导周伟人、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1934年1月，莫雄应国民党第2路军总指挥薛岳所邀到南昌帮助工作，经昔日好友、时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举荐，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将项与年等十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安排在专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1934年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并亲自发布“铁桶计划”，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该“铁桶计划”内容繁多，文件加起來有几公斤重，内有国党部队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委员长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莫雄原本洠в凶矢癫斡耄匆蛭飧鲂氯蔚闹拔瘢嗟庇诘胤焦伲靡苑蠲位幔染禄嵋橐唤崾劬痛湃住疤凹苹被氐阶ㄊ鸨０菜玖畈浚锤此伎迹勖吧鄙砘偌抑瞻颜觥疤凹苹苯桓叵碌沉缭薄⒈０菜玖畈炕厥橄钣肽辏驼庋夥萸榭霰阕搅撕炀种小�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立即找來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量，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过关卡比较隐蔽，3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來，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随后，项与年便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项与年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县人，原中央特科“红队”队员，昔日曾灭杀叛变投敌出卖彭湃等人的原中革军委秘书白鑫，地下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最让李剑生感动的，不是项与年如何拿到情报，而是他如何送出情报。
原來，等项与年带着情报进入泰和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