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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病已流利的背出这组数据，他坐起身来，一步步逼问道：“朕再问一句，十年之中，漕粮数目翻了一倍，十年之后，长安所需漕粮该是多少？”
“两百万石？”刘病已摇了摇头，语出惊人的道：“五百万石恐怕都不止！”
刘病已曾经计算过，一二十年后，长安一岁需要转运漕粮七百万石！
“渭水能承担每年五百万石的槽船吗？”刘病已看着魏相问道。
“不能……”魏相良久摇了摇头，从嘴里吐出这个答案。
现在的渭河当然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一二十年之后，朝廷花费了无数心血，开凿了几百里的槽渠，依然满足不了漕运的需求。
而当魏相嘴里吐出不能这两个字的时候，无数人立即就被震惊了。
既然身为丞相的魏相，都承认如今的渭河不能负担每年五百万石的漕粮，那就是说，十年之后，这关中就要闹粮荒了！？
想想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大臣激动的道：“陛下有些‘杞人忧天’了吧？当年娄敬拜见高皇帝时就曾说过，以关中之地，足以养关中之民，关中八百里秦川，岁收粟米数以千万石，怎么可能缺粮？”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关中气候温润，降雨又多，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怎么可能缺粮？
刘病已呵呵一笑：“人！”
“关中之地，自然能养活关中之民，但多了你我，就养不活了！”刘病已不怀好意的道：“这也是先帝命绛候就国的原因啊！”
见到刘病已谈起这个公案那位大臣立即明智的闭嘴，不再说话，生怕因此又勾起了天子驱逐彻侯的心思。
当初，周勃接任陈平为相，大权在握。但是他冷不丁就被一道“从天而降”的诏书砸晕了，
皇帝在诏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前日吾诏彻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
孝文皇帝好手段！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一代权臣的权力解除，打发回封国去了。
可就这么个谁都知道的权力斗争的事情，却被刘病已硬生生的引申到了先帝“高瞻远瞩”，目光远大之上去了……
这个还真没办法反驳。
刘病已却不打算放过他们，正如后世的大天朝太祖所说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接着丢出杀手锏道：“诸君可还记得，高祖皇帝平定天下，初创大业之时，关中石米五千钱，民众‘易子相食’的往事？难道这样的惨剧还要再次发生吗？”
嗯，没人再敢作声了，皇帝陛下的话都说到这份上，再反对的大臣肯定就是坏蛋了，不止是坏蛋，而且还是“图谋不轨”的逆贼，必须拖出去斩了！
刘病已又道：“其实，朕仔细算过，以耿寿昌之策，却也花不了多少钱！”
刘病已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道：“可能也就第一年要多花点，但也不过两三千万钱就足可解决，其后每年可能只需要一两千万钱就足以了，甚至可能还有得赚！”
“这怎么可能？”有人质疑。
“当然可能了！”刘病已毫不犹豫的道：“朝廷并不需要全部吃进所有的粮食，以关中为例，每年出现在市面上的余粮最多不过百万石，这百万石之中，朝廷只需要吃下其中一部分，最多三十万石，就足以平抑粮价了！”
刘病已从怀中拿出一枚钱币，对魏相道：“况且以这等不能吃不能喝的铜钱，换来堆满府库的粟米，依朕看来，怎么看都是赚的！”
魏相面对刘病已这一招偷换概念，顿时有些“束手无策”，只能低头道：“殿下所言极是，臣附议！”既然连丞相都附议了，谁还敢反对？
第五百八十三章 常平仓（）
耿寿昌此人，刘病已曾经找他出过考举的数学题（详见前文，不多说），此人精通数学，经济，天文等学问。
刘病已知道，常平并非他的发明，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元康年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
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耿寿昌提议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
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汉家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颍川郡，看着封入库内的粮食，太守总算是松了口气，自从侄子写信告诉自己天子对今年的秋收极为重视，他就一直不敢怠慢，时常去下辖各县巡视，生怕中间出了差错。其他地方，不少的官吏也和他一样，得到了长安为官的亲朋好友的告诫，要么就是被上司严厉的盯着，总之今年帝国秋收时征收赋税时，很少有地方官吏敢虚报数目，或是从中侵吞。
而不少地方豪强也是足额交了赋税，当然他们隐瞒的人口所折算的赋税依然没有算进去，不过比起过去，帝国收上的赋税，足以让专门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和他下属的官吏们拊掌欢庆了。
随着众多新奇的农具和粮食的持续丰收，民间开始兴起了一些传言，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是一样，那就是当今天子乃授命于天，是神人转世。而这些传言正是雷霸派绣衣卫的探子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所信神祗编造，利用当时百姓迷信谶纬学的氛围为天子造势。
以肖望之为首的一些儒臣们，给刘病已上了奏折，内容是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
刘病已接到奏折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思考的是：长安和洛阳的定位问题。
长安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但在大小两个尺度上却有着相似的特征。
宏观上的长安可以认为是整个关中盆地。在讨论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和军政重镇的身份时，人们很难绕开整个关中盆地而单说长安本身。
横穿整个盆地的渭河流域，提供了充足的农业用水。在秦岭和黄土高原两块难以开发的土地之间，夹着这样一个肥沃的盆地实在是自然的恩赐。因此，关中盆地是北方汉人最早开发的农业区之一。
《战国策》和《史记》中就有关于关中盆地堪称“天府之国”的记载（这个说法后来被诸葛亮借用去形容益州，从此变成了四川盆地的代名词）。说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则称之为“陆海”，极言其农地肥沃（后来同样被人拿去形容四川）。
如果一个政权同时据有两大盆地，则天下可定。
对外，这里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区域。东侧和山西之间的黄河天险，是秦晋之间天然的分界线，北侧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难以被穿透；南侧的秦岭山高水长，合围在一起，关中盆地如同一个要塞。
后世《汉书》的作者班固，曾专门作《两都赋》所谓：“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晚首之险，带以洪河、径、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其实就是在说关中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