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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口吩咐，魏相多聪明的一个人，他不敢怠慢，忙道：“微臣这就下去准备，只是年号事关重大，微臣列出几个备选年号，请陛下御笔亲定。“
刘病已道：“可。”
刘病已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重视，主要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年号是帝王神圣权位的象征，孝武皇帝创立年号，用以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建元如此，改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如后世东晋人徐禅所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
西汉以前，帝王都没有年号，纪年均采用王号。就是使用王号连续记载年代，直至新的帝王即位。如周平王元年至五十一年、鲁隐公元年至八年、秦王（秦始皇）元年至三卜七年、汉高祖元年至十二年等。直到孝武皇帝即位，才出现年号。他即位时，便使用了“建元”年号。所以，唐代学者颜师古注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从孝武皇帝开始，几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年号。其间，只有唐肃宗在位时，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年号。年号出现后，就有了年号纪年。
前世的刘病已，在工作之余，喜欢研究历史。他觉得在这“瞬息万变”的人世间，真实的生活常比虚构的故事更富想象力。经过千百年沉淀的历史更是如此，时空的变迁为往事增加了神秘感，消磨在岁月中的证据让实情更加“扑朔迷离”。
或许在“不期而至”的某一天，沉睡千载的物证破土而出，指向青史中毫无关联的过客，让早已被人遗忘的旧事再起波澜。
这就是历史为人们布下的谜局。它任由朝堂里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将真相深掩在宫墙之间。那些破碎的线索散落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后世的治史者将它们捡起，拂去土痕与锈迹，片片甄别，拼接，聚合，终于勾勒出原本的清晰模样。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天子的年号如同日月轨迹一样权威而精确，一朝改元，天下奉行，没有人会拒不听命，也没必要去刻意混淆。而一旦年号错位，其中很可能就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情。
刘病已记得前生曾经看过，有一位唐代赵姓女子的墓志在西安出土，铭文里出现了史书中从未记载过的“永新”年号，经过一番史海钩沉之后，竟带出了千余年前唐穆宗弑父夺位的一段隐事。
匆匆改元又反悔的唐穆宗，本想将仓促颁行的年号与弑父的往事一同抹去，然而改得了官修的史书，却改不了已然埋入黄土的民间墓志，碑铭中的永新年号随逝者长眠地下，千载之后重现人间，让这段他选择尘封的遗事“水落石出”。
他还曾经看过，北齐皇帝高演壮年早逝，将帝位传给弟弟高湛继承。但几年之后，高湛将高演之子、昔日太子高百年虐杀，太子妃恸极绝食，月余而逝。千余年后二人合葬坟茔重见天日，却发现墓志中太子妃的逝世时间在百年太子之前一年，而高百年的逝世日期也向前提早了几个月。
第五百六十二章 罗生门（）
经过后世学者的一番考查研究之后，将颠倒的年月恢复原状，事件的原委，发现竟是因当时天灾频现，高湛为了禳灾杀死昔日太子，而墓志中有意混淆的时刻，也是为了祈求生人平安。
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中国这个有悠长冶史传统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不仅有黄金屋，颜如玉，看来还有罗生门呵！”刘病已自嘲似的笑了笑。
在他看来，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刘病已知道：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在大汉朝，人们“耳熟能详”的孝武皇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边关，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
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
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所幸在很多时候，传世的文字并非只有一种，此书中被修改的原貌可能保存在另一种典籍中，于是取此书一字，取彼书一句，几相对照，或许也能渐渐勘明事件的原委。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没有先知会预示答案，冥冥中也不会传来神明的天音。证据越多不一定就越接近真相，反而有可能被各种无用的线索误导，走入无法辨识方向的泥沼。
主流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相，那也可能是因袭千百年前的错，从而使谬误万世流传。面对纷乱繁杂的线索，惟有靠推理者自己去思考，去推测，去判断，从全无路标的茫茫迷雾中寻出真正的方向，一步步接近谜局的核心。
在刘病已看来，历史中隐伏的线索如同沉睡的彩色精灵，深藏在海底的每一颗神秘水晶球中。每当苦虑终解之时，思路触及之处，紧锁的水晶球豁然开启，苏醒的精灵逐次浮上海面，恍若珍珠连缀成串，辉映于天水之间，昭然白日，华彩流光。
这才是独属于治史者的推理体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铺设陷阱，又常有意无意将启示送到后人面前。隐秘的往事如同置于暗箱之中，外人虽难以得知其中的纠葛，但藏得再好的暗箱中藏不住的是天下大势，真正的缘由总会从当事人的施政举措和朝野反应中看出端倪。
所以不必遗憾历史常失却真相，因为那真相可能就藏在颁行天下的每一道诏令中，藏在每一片秦砖汉瓦间，藏在每一个百姓的“离合悲欢”里，成为“流传千古”的痕迹，纵然“上天入地”，终究无处遁形。
……………………………………
这天晚上，魏相失眠了，他在身上“翻来覆去”地想着心事，“伴君如伴虎呵！”在没有登上丞相宝座之前，他曾经无限向往，可是真当上了丞相，才明白不好当。
就拿皇帝吩咐的事情来说吧，绝大多数的新帝即位，都不再继续前帝的纪年之数，而自第二年开始，又从元年起重新纪年。这种逾年改称元年的做法，就称为改元。
改元不仅出现在新帝即位之初，也出现在皇帝在位期间。即皇帝在位中途不再延续已有的纪年顺序，又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亦称为改元。
事实上，这种改元的做法，最早出现在孝文皇帝时。孝文皇帝在位23年，第17年改元。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酎，明年改元。”即从第17年起，又称元年、二年……。由于他在位期间出现了两个元年，故班固在编撰《汉书》时，就将改元后的纪年称为“后元”。其后的孝景皇帝在位16年间，曾两次改元。所以，史书中又有了“中元”、“后元”之称。自孝武皇帝始用年号以后，但凡改元，年号也要更换。
按照汉家制度，新君的改元周期应该与故君有所不同。既然孝昭皇帝每六年改换一次年号，那么后来即位的刘病已就应该改变间隔，以四年为改元周期。
但刘病已即位四年，改元的日子却迟迟未至，直到两年之后，汉家年号才从本始改为地节。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