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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注军事性建筑
另外。城市、关塞、营垒等军事性建筑，在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亦为兵家所注重，更为兵技巧家所看重。墨子对城市建筑的防守性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墨守”的称号。杨乱先生曾对城市在战争中的作用作过如下论断：“从军事方面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些城市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城市是当时制造武器和防护装备的生产中心。第三，城市人口是充分的兵员补充基地。以临淄为例，有户七万，如果每户出三个男丁。则可达二十一万兵员。第四，城市在防御方面，是一处很好的设防堡垒，外有高墙深壕，城内各高耸的宫殿台基在战时是重要的制高点，能够在相当时期内抗御敌军的围攻。”城塞固然是为防御而设。但其目的却不仅仅在于防御，它更是进攻的起点和后援。兵家往往借助城塞建筑之助。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消耗其人力、物力，进而寻求反攻的时机，化退守为进攻，转被动为主动，以扭转战局。例如，田单正是借助了城市建筑而固守即墨，随后由即墨对燕军进行反攻，一举收复齐国失地七十余城。因此，城塞建筑的合理有效性、实用性，就甚为兵技巧学所关注。
三、兵形势家
“兵形势家”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兵学流派的分类（其他三类为：兵权谋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对这一流派的著作，他总共列有十一部，其特点为：“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指战术方面的运用。
根据班固对“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的描述可知，“兵形势”中的“形”与“势”，作为一种军事范畴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应当追溯到《孙子兵法》。《孙子兵怯》中有《形》篇与《势》篇。《形》篇之“形”讲的是军事力量，《势》篇之势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发挥。例如，“五事，、“七计”是“形”，因利而制权”是“势”；“静如处女”是“形”，“动如脱兔”是“势”，等等。
从《尉缭子》看兵形势家
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十一篇“兵形势家”著作中，《尉缭子》是至今唯一存世的一部兵法著作。《尉缭子》之所以归入“兵形势家”，主要因为它论述了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战场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三个重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它具备“兵形势家”的主要特征。
其一、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尉缭子》提出了“道胜”、“威胜”、“力胜”这三胜的新命题。它自己的解释：“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甲，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还，此力胜也。”从这里一一如果再联系《战威》全篇文意——就可以看出，这种对敌优势不只是物质的，而且还指精神的——强调战争指导艺术和民心士气的作用（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章 兵家四大流派﹙三﹚（）
ps：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我因其虚而攻之”，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争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选择在敌既虚弱又是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其二、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尉缭子》对作战决策十分重视，“高之以廊庙之论”是它提出的名言，它把“庙胜之论”列在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个条件之首。它认为，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不具备胜利的条件，就不能出战，即所谓“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尽言攻”。它批评那种计划疏漏，侥幸取胜的做法是“曲胜”，说：“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是不懂得战争谋略的鲁莽将军。在作战指导方面，它提出：“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即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御在于巧妙伪装，这是总的原则。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态势，它注意到一方面要“事在未兆”，先期作好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防御要求。以城市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超过了两《孙子》，也超过了《吴子》。这里，仅摘引一段就可以看出它关于城市防御布势问题的见解是何等高明：“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在城市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它注意到了坚壁清野问题，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的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虽然因作战样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原则。这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在《尉缭子》中主要表现为关于奇正的论述。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这固然是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原则。我们还要注意它所说的“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何谓“四奇”？“四奇”就是五军阵推演为八阵时，从“四正”中分离、变化而成的机动部队。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中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一一“中军、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古兵法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只是前、后、左、右军，即“四正”。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分离、演化之后，就在前左、左右、右后、前右四个方向上部署兵力，称之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在“四奇之内’，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其三、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前两项之建立对敌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处于蓄势于前，都还只是能量尚未完全质变为势的“形”，那么，得到充分发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的范围了。如同物体的重力势能一样，质量大，高度大，重力势能就大。《孙子》用高山滚右来比喻军队的锐势，今天，我们用拦河坝的水力发电作比喻则更为贴切。拦河坝的水位愈高，水流下落形成的功能就愈大。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追索：物体的重力势能是由物体的质量、重力加速度、高度三者的乘积决定的，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尉缭子》的回答从全书看，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
关于指挥专一，它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