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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俄国的策动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国”。同时，大“蒙古国总理内阁衙门”向内蒙古发出了《致内蒙古各盟王公文》和《优待条件》八条，鼓吹“内外蒙古皆属一家”，劝谕各蒙旗“一体归顺”。对归降“大蒙古国”者许诺享受“王公以下贵族皆晋升一级，库伦政府支给年俸”，“所承担的捐税与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库伦政府则出兵予以保护”等优待。
共和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总统宋教仁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各民族为一国。即合各民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各种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新政府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北京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宋教仁在就职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
宋教仁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参议政要”。同时新政府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1200杆，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自己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后站，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调动冯德麟所部，并令手下将领吴佩孚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
黑龙江卫戍司令蓝天蔚接到电令后，设立筹访处，并调动张作相所部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飞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动。将不利转为有利，平叛之后，使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内蒙古，政府的意图并不只是剿灭叛匪那么简单。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乌泰叛军的三路兵马一齐向预定的目标大举进发。
第一路（左路），约五百人，从葛根庙出发。十七岁的第六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县。
第二路（中路），约一千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乌尔塔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直扑洮南县城。
第三路（右路），约六百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叛军所到之处，广出布告，晓谕百姓，布告大意是：大蒙古哲布尊丹巴博克达皇帝明降谕旨，力图清理蒙疆，这是天时劫数，由佛爷出马挂帅。所有汉军营伍，一律驱逐出境，士农工商民众，各安业如常。
洮南县长孙葆晋得知他派的劝降人员已被乌泰扣留，便料知叛匪定会大举进攻。当时洮南县城方圆五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
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一方面命令城防部队加紧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向吴俊升部告急，要他急速驰援。怎奈路途遥远，吴俊升部又在行至通榆以北时，因为桥梁损毁，被阻三天，所以，未能如期到达。
眼看着叛匪逼近洮南，陈葆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倒让他想出个“缓兵之计”来。他让城防部队的两百名士兵每天天黑时悄悄出城，到了第二天白天，再举旗整队入城，城内官员及各商界人士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接。为了演得逼真，他还把士兵所穿的衣服颜色每次都更改一下，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
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