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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在强权压制下，满清王公本无反抗之力，但陈文强要做到师出有名，无践踏法律的指责，最好是他们自觉自愿。
奕劻屈服了，载振屈服了。换句话说，其实他们也并没损失什么，正如陈文强所说，钱财不是没收，是投资。只是暂时由政府支配。十年之后还是他们的。兴许十年后翻倍也不是不可能，而不答应的结果太可怕，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任谁也得思量思量。当然，陈文强可能并不准备这么做，吓唬他们的成分还是居多。
“钱到位就马上撤掉庆王府的封锁，总要让别人看到好处，才会有人效仿。”陈文强轻轻叩击着桌案，若有所思地说道：“智庵。你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赵秉钧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属下有些愚见，却有些班门弄斧之嫌。”
“说说看，别还存着那些老套作风。”陈文强摆了摆手。示意他说出来。
“用奕劻捐出的银子酌情救济贫困之民，当然，这名义上是政府的恤民之举。”赵秉钧说道：“把穷困旗人与满清亲贵区别对待，让他们掀不起风浪。放出风声，或着意笼络几个满清亲贵，以他们为榜样。让其他人就范。尽快解决紫禁城里的那两位，将优待条件确实下来，省得人心惶惶。”
“不错，说得很有章法。”陈文强点了点头，赞赏地说道：“救济穷困马上去办，放出风声或笼络满清亲贵，就由你去办。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预先向我报告。另外，你在北京城里找些下层的旗人代表，召开优待条件商谈会，不能光有皇室贵族。还有，替我约见载沣，我要开始解决皇宫的事情。”
赵秉钧很认真地掏出纸笔，将陈文强的命令记录下来，轻轻鞠躬，转身而去。
这个家伙是个人才，可惜暂时不敢重用，陈文强眯起眼睛，望着赵秉钧离去的身影，脑子又转动起来。
隆裕和溥仪从紫禁城中迁出是合乎民意的，老百姓没有理由每年几百万银元去眷养一个无用的宣统。这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消除封建满清的阴影，保住来之不易的共和制度，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但是否有除恶必尽的必要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陈文强。杀掉溥仪，日本人就找不到可扶植的人选了吗？溥杰，爱新觉罗的子孙，尤其是直系血统的后代，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好象这不是什么好办法。甘心投靠外国人，帮助外国人侵略中国和建立伪政权的坏蛋并不少有，甚至可以找个会说满语的日本人，说他有爱新觉罗的血统。
防是防不住的，那就只有从自身来找对策。打铁还须自身硬，这句话倒是形容得很贴切。国家强大了，外来势力自然插不上手，内在敌人也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一个弱国，那当然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人钻空子。
一个小孩子，先放他一马吧！但以后的监控必须存在，他的生长环境也要处于可控范围。那些遗老遗少能教出什么好东西，只能教出一个毫无爱国思想，只把当皇帝作为毕生唯一理想的国贼。
而对于陈文强和北京市的新领导班子来说，工作更为琐碎，更为繁杂。当然，如果不负责任，倒也不用累得要死。
北京城旗人众多，大多处于社会底层，同样的，大多汉人也处于穷困之地。要想让北京呈现出首都的新面貌，新政府既然要在北京做出个各族平等，体恤黎民的形象，解决贫困人群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
这个时候的满族人民，尤其是北京的旗人，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民族歧视和生计困难。当时“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困苦万状。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
可见无论什么时候，遭受苦难的都是下层劳动百姓。对北京旗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困苦并不单单是在民国之后才出现的情况，只不过民国期间除了生活上的困苦之外，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因为有了民族歧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更难解决。
首先，媒体上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鼓动民族歧视的文章基本杜绝，代之而来的是大量宣传民族平等，自食其力的口号。城里设置了很多读报栏，动员一些院校的学生充当义务读报员，向大众宣传。
同时，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应运而生，新开办的工厂开始培训工人并投入建设。王庄旗田被丈量，主要针对贫困人群进行发放，不仅地租低廉，并为他们小额低息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环卫局、市政工程局建立起来。开始招收人员，满汉不拘。税务局发布减税令，鼓励人们做小买谋生，四个大型综合室外市场被规划出来，开张营业。
政府各个部门也响应号召，开始招收工作人员，当然，条件要高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是陆军部开始招收医护女兵，要求身体健康，天足。能吃苦耐劳。一下子，吸收了大批旗人女孩，领到预发的月薪后，都进入短训班开始学习医护知识。并且其中有一些军训内容。
有钱好办事。人多办事快，陈文强除带来了一部分官员外，又吸收了大量北方革命团体的人员，以及部分满官，雷厉风行地开展起工作来。环卫局、公安局、市政工程局、税务局、民政局等几个主要部门迅速成立，并开始运转。而钱的作用也体现出来。救济工作安抚了人心，南方物资的援助也很到位。再加上京城部队纪律严明，公买公，北京城开始逐渐趋于稳定。
赵秉钧确实有些能力，不管他用了什么办法，满清亲贵开始一个个向政府低头，陈文强的筹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自然，这些满清亲贵府前的士兵开始撤出，对他们人身自由的限制也大大放宽，但依旧不准他们随便出城。
而关于“清室优待条件”的谈判也接近了尾声，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关于故宫公产与私产区分的争论。
按照陈文强的最初设想，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然而，善后委员会尚未成立，清室便找人进言，或托人疏通提出古物之分界不分时代，以清廷所发现为准，归清室所有。清朝的遗老旧臣则主张清室多分古物，他们四处活动，同声一致，不遗余力。
著名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观点：宫中各种古物，何者应归清室，何者应归国民，应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清室。
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之金石书画等，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而应作为国家之公产，全数陈列，以供研究历史美术文化者之参考。
最后陈文强非常专横地一锤定音，就按林白水的意见办，而且应划归清室的财物一分为三，一部分归还清室；一部分作为投资，股息提高至五厘，国家每年按时支给股息，以为清室生活之用；另一部分成立安置救济基金，酌情接济满蒙穷困之民。
拿别人的钱作好事，好名声留给自己，恶名留给别人。被接济的穷人只会说政府的好，而政府其实并未付出多少代价。
袁世凯拿着最新定稿的《优待条款》连连摇头，作为前清旧臣，他当然觉得比自己定的要严苛。
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共和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自本条件达成后，共和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一百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按照优待条件，移出禁宫前往颐和园，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其一切私产按优待条款处置，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当归国家政府所有………
袁世凯叹息道：“看史书，这已比很多前朝皇亲强上许多了，起码性命无忧。当初若是不主动退位让国，京城现在恐怕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爱新觉罗家的一个也不会剩下。”
“不得不佩服陈文强快刀斩乱麻的利索劲，虽然没象李闯那样追赃助饷，但效果却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