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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明摆摆手，对其花白银无数得来的所谓国书并不在意，“你自行呈送吧，咱家有监军之责，暂驻戚金营中，辽东不平是不会回京的。”
戚金乃戚继光侄，在万历朝鲜抗倭时，先诸将登高丽城，叙首功升副总兵，在万历三十年调补镇守南直隶江南副总兵。
后来戚金因疾辞职，回籍定远，萨尔浒战刘綎部戚家军四千人全部牺牲后，自降身份以真定游击援辽，属童仲揆麾下，所部有戚家军三百及采用戚继光镇守蓟门时的练兵之法的二千余，共三千人。
辽东的客军中，除土川毛外，就数这戚家军军法严整，最具战力。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更适合批量生产，不似秦良玉的白杆兵（因执白蜡杆枪，钢矛带钩、尾有小铁环，故名）和刘光祚的毛兵（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兵）需要经验积累。
沈荫本就是客套，这表功的机会怎会拱手送人，听高时明拒绝，心下大安，便与之东拉西扯一些闲话，到雪停才恭送高时明离开。
※※※
养心殿东暖阁，午膳过后的朱由校在靠窗的炕上专心的批阅着奏折，王承恩在一旁小心伺候，鲜红地毯上纹丝不动的跪着一人。
良久，朱由校才将一尺高的奏折批阅完毕，王承恩对恭候在门外的文书房纪纶招招手，纪纶轻手轻脚，将奏折亲自送往内阁和军机等处。
朱由校将钢笔帽拧上，伸了一个懒腰，自顾说道，“今日周嘉谟和李汝华可有到部视事？”
吏部尚书周嘉谟因御史参辽东熊廷弼，户部尚书李汝华因山东道御史郑宗周参加派兵饷及停宝泉局之事，皆因言乞罢，目前正闹情绪，已有数日未到该部署理政务。
“爷，奴臣已知会东厂，邹义尚未回报。”
东厂奉敕缉访有‘听记’及‘坐记’之分，遇三法司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遣番役侦听细节，称为听记；到各官府、城门缉访，称为坐记。王承恩所说即为东厂派往在京各衙门坐记。
番役侦缉到事件后便先秉承厂署，交给厂公心腹，然后就会直接上奏皇帝。这点比锦衣卫需要通过奏折交通政司或者会极门更便捷、更保密。
朱由校皱皱眉，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人，对王承恩吩咐道，“让王伴伴再草诏慰留，让太医院遣医官前往探视。”
“奴臣遵旨。”
……
待王承恩去后，朱由校起身走到正对门的御座边坐下后才对跪在地上的人说道，“察臣，平身吧。”
“谢皇上，罪臣跪着就好。”
朱由校笑了，“你有罪吗？为何朕不知道？”
“臣自问在任上恪尽职守，也不知所犯何事被革职召唤至京，还望皇上明示。”
下跪正是永平道（北京的永平府，在顺天府东，靠山海关）按察使袁应泰，他知道此前内阁推自己为辽东巡抚，可不知何故，却被天子否决，而让江西巡按御史张铨（即前文上书乞表彰南城县吴焕八世同堂之人）前往。
朱由校知道他有情绪，按下不满，耐着性子解释道，“并非因犯事才革原职，朕查得你在临漳任上为防漳水泛滥曾筑长堤四十余里，后历任工部主事、兵部武选郎中、淮徐兵备参议、河南右参议，到此前的永平道按察使节颇建树……”
袁应泰听天子对自己履历如数家珍，越听越震惊，将头抬起，转身大胆的盯着少年天子，欲语已忘言。
朱由校见其抬头，停下背了多遍的履历，打量起这位搞小团体的东林官员来。袁应泰年纪在五旬开外，长脸上两弯眉浑如刷漆，额头多肉，皱成一个‘儿’字，须髯短而有序。因为只是革职，品级尚在，所以他正身穿着深绿风宪官獬豸圆领常服跪在面前。
“朕说的可对？”
袁应泰回过神，嘴唇喏喏半天才吐出一个字，“臣……”
朱由校摆摆手，也不跟其绕圈子，“朕裁撤辽东弱兵之事，你想必所有耳闻。”
“臣阅邸报，略知一二。”
“那就好，据熊廷弼奏，此次裁撤弱兵有近五万，既有辽东主兵，也有援辽客兵。朕让老将陈策统领，最晚除夕前可全数抵达大沽。”朱由校见他神色如常，继续道，“你既能修长提，想必擅统筹、知水利，故而朕欲任你为该部监军，专责营建港口，你可愿往？”
袁应泰仅知辽东裁兵，并不知道要以这些人修建港口，其背后意义非凡，他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第68章 有个大胆的想法（）
殿内再次陷入寂静，朱由校轻轻抚摸着御座上的青铜龙头，长袍下的脚轻轻的打着节拍，也不催促。
袁应泰脑中飞转，以官兵在大沽口建新港，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为海船提供口岸，即意味着天子有意开海禁。
那么，到底何为海禁？
海禁得从头说起，太祖建国后采取‘重本（农业）抑末（除农业意外的工商等行业）’的国策，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用土地将国人束缚在一隅，以图重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禁止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虽国人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但食盐、衣服、农具等总需要交易，于是明朝便沿袭宋元‘三十税一’政策，开征商税。
为了体现‘重本抑末’，太祖便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商人外出，其邻里务必周知…舍客之际，辩人生理，验人引木…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等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因国初商品经济水平比较地下，商税所占比重不大、张士诚及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造成海疆不靖等原因，太祖及永乐为保国泰民安，便‘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施行海禁，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
明代海禁以备倭为大端，太祖曾说‘朕以海道可同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以‘片板不许下海’严禁民间商人往来。
海禁在国初确实为国家安定作出了贡献，但事情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海禁政策便松紧不一。
主要有几个阶段：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的松弛，到永乐后期因‘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让朝廷不堪重负而严海禁；正德年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嘉靖时‘争贡之役’（1523）让嘉靖下旨再次严海禁；隆庆开关允许海商出海贸易使得海禁松弛；万历时贸易的发展使得海禁废弛。
再远不论，福建及广东一带的海商在隆庆开关之后允许出海贸易，变得活跃起来。之前说过，商人是资本的人格化——逐利，海船一旦出海，便无法控制。如万历朝鲜战争时，‘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x（数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既远乃复折二入东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备倭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谢杰就在《虔台倭纂》中指出海禁现状：“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受走私影响，此时继续来朝贡贸易的只有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等几个小国，其余如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等国家则通过走私来满足自己对大明茶、丝绸、瓷器的需求，海禁已变成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针对这种情况，朝中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为黄嘉善、熊廷弼为首的以‘辽东战事求复开海运以济之’；一派是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等东林为首，以民‘不胜其楚、至有鬻子女应差’、‘海寇林辛老等啸聚万计，屯据东番之地，占候风汛，扬帆入犯，沿海数千里，无不受害’为由要求严海防、复加禁约。
袁应泰虽是东林党人，也能看出海禁如同治水，堵不如疏，将海贸合法化，由市舶司开关收税，则国库自然充盈。
他在个人名利、团体认知和国家利益之间做着权衡……
袁应泰自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酒色权武？不，人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获得金钱、权力、爱情、名利的快感，快乐只是人的主观感受，来自内心的充实，而为国为民让能从中找到自我价值。
“臣恐难当此任。”袁应泰再次叩头道，“臣闻户部早已入不敷出，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