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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查图·温都斯出版社（Chatto and
Windus）来信说，根据巴克斯特和科尔文的建议，准备出版我的全集。和司各特四十八卷的威弗利小说集一样是大红色装订，共二十卷，千部限定版，使用带有我名字大写字母水印的特殊纸张。我算是值得在生前出版如此奢侈的东西的作家吗？虽然尚有疑问，但朋友们的好意实在难得。但是，浏览目录之后，至少年轻时那些令人汗颜的随笔无论如何也得删掉。
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声望（？）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还不能相信大众。他们的批判是睿智？还是愚蠢？从混沌中将《伊利亚特》和《阿涅伊斯》甄选并保留下来的他们，似乎不能不说是睿智的。可现实中的他们，即使出于情面，难道可以说是睿智的吗？说老实话，我不信任他们。但如果那样的话，我到底在为谁写作呢？还是为他们，为了被他们阅读而写作。那些只为他们中间较优秀的少数而写的说法，无疑是在撒谎。如果只被少数批评家称许，却被大众不屑一顾的话，我该是多么不幸。我轻视他们，但又全身心地依靠在他们身上。任性的儿子与无知但宽容的父亲？
罗伯特·佛格森。罗伯特·巴昂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佛格森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伟大，巴昂兹完成了那个伟大，而我只不过在咀嚼些糟粕。
在苏格兰的三位罗伯特当中，撇开伟大的巴昂兹不说，佛格森和我实在过于相似。青年时代的某个时期，我曾经沉醉在佛格森的诗（和维庸的诗一样）里。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同样体弱多病，品行败坏，遭人讨厌，感受痛苦，最终（唯有这点不一样）死在了疯人院里。如今他美丽的诗篇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而远比他缺乏才能的R．L．S．却不管好歹活到了现在，并且要出版豪华的全集了。这种对比真叫人伤心。
五月×日
早上，胃剧疼，服用了几滴鸦片。随后，频繁出现喉咙干渴，手足麻痹的症状。部分的错乱、全体的痴呆。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新闻周刊开始猛烈攻击我，并且充满污言秽语。按说如今的我应该已经不算是政府的敌人了，事实上和新长官舒米特以及这一任裁判所长也一直周旋得不错。那么指使报纸这么干的一定是那些领事，因为我不断在攻击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卑劣。开始时我曾经生过气，最近反而引以为荣了。
“看吧，这就是我的位置。虽然我只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介平民，但他们却把我一个人当成眼中钉而百般挑剔！我的力量甚至使他们每周都不得不反复宣称我并没有力量。”
攻击不光来自城里，还来自隔着大洋的远方。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岛上，批评家的声音也还是传得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三道四的家伙！加上不管称赞的人还是批判的人，全都站在误解的基础上，真让人无法忍受。不管是褒是贬，至少能完整理解我作品的只有亨利·詹姆斯而已。（况且他是小说家，还不是批评家。）
优秀的个人如果置身于某种气氛当中，结果会染上作为个人无法想象的集团的偏见——这一点在远离疯狂的群众的地方，看得格外清楚。在此地生活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使我能从外部用不受拘束的眼光观察欧洲文明。据说高斯这样主张：“只有在查林十字街周围三英里之内才存在文学。萨摩亚也许是疗养的好地方，但对于创作看来并不适合。”对某种文学而言，这也许是真的。但这是多么狭隘的文学观！
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
有一种自称性格或心理小说的作品。但我认为它极其罗嗦讨厌。有什么必要非得絮絮叨叨地进行性格说明和心理分析呢？性格或心理，难道不应该只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动来描写吗？至少，有品味的作家会这么做吧。吃水浅的船摇摆不定。就连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远比上面庞大。如同一直能看到后台的舞台，或者没有拆去脚手架的建筑一样的作品，我无法忍受。越精巧的机械，一眼看上去不越是简单朴素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在席卷欧洲文坛。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文学是选择。作家的眼睛是选择的眼睛。绝对地描写现实？有谁能捕捉到全部现实！现实是毛皮，作品是靴子。靴子虽说成自毛皮，但决不只是毛皮。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所谓“无情节小说”，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离开文坛太久，已经听不懂年轻人说的话了吗？对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正如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蔑视难道不是孩子硬装大人样时表现出的某种做作吗？让我们比较一下《克拉丽莎》和《鲁滨孙漂流记》。“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是通俗又通俗的、幼稚的解闷儿故事。”肯定谁都会这样说。好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也绝对支持这一意见。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有谁通读过《克拉丽莎》哪怕一遍呢？又有谁没有读过《鲁滨孙漂流记》五遍以上呢？这还有待疑问。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可以断言的是，唯有真实性和趣味性二者兼备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很有趣，索性记录下来。
啤酒之后喝的葡萄酒好像颇有效力，当告辞冯克家时，我已经有些酩酊大醉了。朝着饭店的方向刚走四五十步的时候，自己多少还有点警惕：“你醉了，可得留点神。”但这种意识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松弛，没过不久，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有点发霉的昏暗的地上，带泥腥味儿的风暖烘烘地吹拂着脸庞。这时，微微睁开眼的我的意识里，有一个想法好像从远处过来的火球一样逐渐接近，越变越大，终于砰的一声点着了——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爱丁堡的街道上——“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这个想法闪过时，有一会儿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识又朦胧起来。
在模模糊糊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