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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的，是大轰炸！”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1）
成都的“跑警报”
省城成都，这个西南重镇，是日本大轰炸的另一重要目标。本书作者是成都人，从记事起，“跑警报”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字眼！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光顾”成都上空，在外北、外南两机场投弹百余枚，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
1939年3月7日，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全市机关、学校陆续疏散到西门外茶店子等郊外，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李树华为司令。3月17日，本市新建防空避难所全部竣工。3月25日，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合布告，晓喻成都市民限期疏散。3月29 日，全成都民众50多万人，浩浩荡荡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集会。
4月4日，日本轰炸大后方渐趋高潮。从本日起，全市商店营业改为午后3时起至晚11时止，以防空袭。
1939年5月7日，省城举行5月总宣传大会，10万民众参加火炬游行，抗议日寇“五三”、“五四”血腥轰炸重庆。这天，蒋介石手谕成都行辕：“加紧疏散省城市民！”由中央补助疏散费50万元。
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连夜施工增开古城墙四门：如东门的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等……各新开城门处护城河一律搭疏散木桥。5月10日后，市民昼夜疏散，一周间达15万人。
5月23日， 本市老西门、新东门城墙缺口拆卸工程完工。省防空司令部这天专门请中国航委会派飞机高空散发防空标语5万份，广为宣传防空知识。
6月1日，为防止汉奸活动，决定实行“五家连坐”。6月5日，娱乐场所奉命停止营业。连市政府这天也搬到锦江岸畔的望江楼办公……
正因为事前做了许多防空宣传和预防工作，才大大减轻了大轰炸的损失。
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
6月11日，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成都。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红红烈火……军警及防护团员立即赶赴现场抢救，至午夜才完全扑灭。但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火中光荣殉职。闹市盐市口一带化为焦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 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