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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节 时间开始了（1）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胡风用圣经般的文字，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表达的心情，可谓是神来之笔。
一个“坚硬”的铁匠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楼茂春——楼忠福的父亲，是个铁匠。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正在锤打着一块烧得火红、软熟的铁。每一锤打下去，都有一圈的星星向四周飞溅，那场面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乡村，也算是一场难得的热闹观赏，特别是对于那些光着脚、光着屁股、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乡村孩子。所以在附近乡村的孩子眼中，他并不是为谋生计而操劳的铁匠，而是一个能够制造热闹、满足他们好奇心和观赏欲望的表演者。
和当时中国乡村4亿多穷苦的百姓一样，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楼茂春也格外地高兴。按照他的逻辑推理，中国改朝换代了，大家不用打仗了，全社会都要搞生产建设，打铁生意也应该红火起来的。更远一点，如果积累了足够的钱之后，说不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打铁铺和机械厂呢。
尽管浙江东阳县耕读传家的风气和浙江其他地方一样浓厚，但楼茂春没有读过什么书。他13岁就出去当打铁学徒了。做学徒的日子，他每天都比师傅早起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不管是多冷的冬天，他的床都只是两条合并在一起的长凳。不过，那年月劳苦百姓的睡眠，要比现在睡席梦思床垫的人香得多。他常常夜里从长凳上滚到地上，但是他的睡眠就跟铁打的一样经得起摔打，总是一合眼就到破晓。
1949年，楼茂春已经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了，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常年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地转，跟他熟悉的人也就多了。那年月，乡村农民们虽然穷苦而忙碌，但也总还有聚在一起说话休息的时候。这样的场所一般并不固定，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换。铁匠的摊档往往是这样一个会聚村民的理想场所，一来大家需要打一些农具、刀剪，二来也顺便看看火星飞溅的热闹。
改朝换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历来是件大事，所以1949年前后，围拢在他的摊档边上说话的村民，话题基本都集中在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而且大家基本都是兴奋的，因为大家都将不必遭受战乱了，太平日子就要开始了，只要勤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楼茂春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大家怎么说他是注意听的。这些话语也符合他的判断，所以心情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好，憧憬一天比一天多。想着就要好起来的生意，想着未来将有改善的生活，想着多打点铁赚够了钱就发家致富，他虽然想不出“时间开始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手中挥动铁锤的速度、频率和力量却提高了一个级别。
然而，“时间开始了”之后，展示在他日子里的现实，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没收工商业资本家财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没收土地的活动在农村展开。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展开。1951年，东阳县吴宁镇的干部来找他，叫他不要自己开店打铁了，要加入政府组建的合作社，一起干活、一起领工资。楼茂春对于自己的手艺和能力很自信，尽管干部多次来劝，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干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劝说也变成了命令并夹带着恐吓，但是脾气倔强的他还是不为所动。
然而，形势比人强 —— 全球的“大气候”，加上中国历史“季节变易”的内在逻辑，一场席卷神州的强烈“季候风”正在形成当中。
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是一个连空气中都透着“红色”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豪情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候，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从美国白宫发出的，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个时候，世界青年人的偶像不是披头士，不是杰士邦，也不是贝克汉姆，而是保尔·柯察金，是切·格瓦拉。现在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学者之一——哈耶克，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本指出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极端危险性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而在中国则更是1958年才有译本，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列为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士才有资格阅读的“禁书”。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眉样当年又入时”★的内地“新潮”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1949年底，熟读变乱、历经变乱的陈寅恪就在欢腾中洞见了欲来的山雨——“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另一个，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留美农学教授、四川人董时进，他在1950年上书中央领导反对“土地改革”，直陈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祸害。将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人“挖掘”出来的当代学人谢泳作过这样的评价：“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陈寅恪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著书唯余颂红妆”，而占当时中国5。4亿人口80％的农民则是“生产必须合作化”——被喻为土豆和散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被生硬地装入了进口的“苏联麻袋”。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五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一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三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