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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
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字正腔圆”了。
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
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级国有企业才有的“政治待遇”，但现在这个事实却发生在一个民营企业集团身上了。
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浙江一个省，与楼忠福一起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整个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是89位，民营企业家比例之高，全国无双。
而在全国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另外，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来自民营企业家阶层★。
这是一个飞跃性的突破，在1998年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代表不过50人。再往前推10年，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全国2900多代表中总共只有八名民营企业家。
2003年中国还有一个突破，全国有八家民营企业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有三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改革锐气和风头越来越劲的浙江，2003年产生的十届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代表共有96名，占全部641名代表的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也难怪中外传媒都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民营改变中国”、“老板从政”、“民营企业家从政元年”等文字为标题，大量报道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最新变化。
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但在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
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关键词★，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
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
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他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往往本能地依靠依附权力，以金钱来购买保护。然而，依附权贵，固可“强”于一时，但时移势易，最容易被牺牲的，也正是商人。事实上，让他们丧失财产的，经常就是权力。因而，商人（企业家）不可轻易地与权力做交易——否则迟早会被权力吞噬；但企业家也不应对自己的财产权漠然置之。所幸今天，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宪政知识，而企业家欲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当诉诸于财产权制度及与其相应的一整套宪政制度。
秋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哪里寻找正当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框架，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9节 力可济国的国力（1）
2001年5月，楼忠福打破一个传统，把广厦集团的年中工作会议第一次放在浙江之外的重庆召开。
依照广厦的传统，广厦重要的工作会议都有东阳和金华的政府官员参加，而这次更是格外隆重，不仅东阳市委书记和金华市委书记出席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也出席了。
这次会议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广厦集团260多名中层干部包了一架专机从杭州直飞重庆。包专机飞到总部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开会，这在国外倒是常见的企业行为；但在中国企业界，就算是垄断性的大国有企业，也不曾有过。
不过，这只是广厦一个新传统的开始而已。其后，广厦几乎每年都把重要的工作会议放在杭州总部之外的城市召开了。2002年广厦的年中工作会议放在北京，2003年放在西安。2004年楼忠福本来想再搞一个突破，把会议放在澳洲，因为广厦国际集团在澳洲也有业务。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后，楼忠福最后放弃了这个决定。不过广厦还是包了专机，让整个集团的优秀职工到澳洲旅游了一趟。
在2001年的重庆工作会议上，楼忠福吹响了广厦第三次创业的号角，并开始对家大业大的广厦集团的治理问题进行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同时还聘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为广厦集团专家董事。
在2002年5月的北京会议上，广厦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出台。楼忠福的大儿子楼明从这次会议开始，挑起了广厦总裁的担子。更多的年轻才俊跃上前台，他们在以楼明为总裁的经营班子内共同承担着广厦的“今天”，而楼忠福和创业元老则把目光盯着广厦的“明天”。
到2002年7月底，广厦的战略性大调整基本结束。这个变化，从发行近两万份的《广厦报》刊头都可以看得出来。从2002年7月22日第126期开始，《广厦报》的主办单位也由过去的“中国广厦集团”变更为“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了。
由“集团”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广厦的集体名称似乎“变小”了。但是这个“小”却有点像“小鹰”号航母的“小”，虽然带着一个小字，却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世界顶级的常规动力航母。
作为名满中国的民企“航母”，新的广厦控股也一样有“小鹰”号般的硬实力。自从2001年开始进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