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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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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月,到了5月26日,金华市这一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市政府的批文也拿到了,就等省建设厅那边松口了。虽然大家都很紧张,但见到楼忠福那副辛苦操劳的样子,也不便问什么。    
    5月27日,楼忠福出发去奉化,参加浙江省建筑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去参加这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去开会,他是奔着建设厅厅长去的。他知道厅长要参加这个会议,他想当面跟厅长谈谈。会议就一天半时间,但第一天的会议议程很密,中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谈话,而第二天中午会议就要结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再找时间就困难多了。    
    楼忠福决定夜闯厅长的房间。厅长早知道楼忠福这个人有韧劲、能磨,事业心很强,所以对他的不请自来也不反感。楼忠福单刀直入,把自己对当前改革形式、对建筑业的发展机会、东阳三建的发展情况和自己未来的构想和盘托出。这些道理厅长自然明白,也表示认同,但厅长却反问楼忠福:“你的公司在浙江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好,你现在搞什么建筑集团嘛,等时机成熟了再搞不可以吗?”    
    如果是别人,听了厅长这么说也就乖乖走了,但习惯了被拒绝的楼忠福早就练就了一身“不知趣”的本事。他笑嘻嘻地跟厅长说:“厅长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跟人家比确实还比不过。但是厅长啊,小平同志可是告诉我们要敢闯、敢冒的哟!那些最大、最好的企业当然最有条件成立集团,可厅长您帮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有申请成立集团的资格。”    
    “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3节 推开自由的大门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中国的改革路线注定是温和的、渐进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对黔驴的老虎一样,总是一点点由边缘开始试探,慢慢向中心逼进的。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也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从不那么敏感的“准国有”企业开始试探。山东的诸城市和广东的顺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产权”这只螃蟹的。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成为全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榜样——“靓女先嫁”这句地道的广东话就是从顺德走向全国的。    
    不过向来“吃饭筷子可撑船”的浙江人,向产权问题伸手的速度并不落后,尽管浙江经济本身就没有特别严重的国企问题。小平的南巡讲话传开后,浙江省政府很快成立了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这是冲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市场去的,后来浙江成为全国上市公司最多的地方★,与浙江官员从这个时期就开始的努力不无关系。尽管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是一锅“煮坏了的鱼汤”,但这并不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浙江企业家从这锅“坏汤”中捞到鲜美的螃蟹。楼忠福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但他成为幸运女神指尖下的“选民”的过程,却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省选择一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本来不考虑非国有企业,但楼忠福敏感地嗅到了这只螃蟹的香味。所以广厦集团在1992年6月成立后,楼忠福8月就动手争取广厦集团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企业。    
    楼忠福此举不仅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模式、经营机制和企业发展活力问题。他很清楚,集团公司虽然已经成立,但企业的本质没有变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变化,经营管理层与企业的风险、利益关系也没有变化。虽然在实行承包制后当地政府官员一直很支持他、信任他,但乡镇企业做大后,那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毛病也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如果不及时采取改革措施,企业的发展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不过,楼忠福周围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议论,为什么集团刚刚成立,很多东西都还来不及熟悉和完善,又来这么一个动作呢?这么多年来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一直好好的吗?东阳另外的几个大企业不是没有搞这个吗?你楼忠福是不是太爱跟风赶时髦了?楼忠福跟他们说:“机遇就像准时出发的渡轮,错过了时间就永远追不上。我宁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着大家跑,先上了渡轮,然后再扣紧裤腰带,再给大家解释。”★    
    经过一番艰苦而曲折的体制公关,楼忠福真的又一次赶上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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