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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假期过完后，蒋经理再次回到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动身的日子也定下来了。可是快到出发的时候，他再次变卦，跟楼忠福说不去。楼忠福再次挽留，但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仍然做第一副经理。可是这个公司却接连两年都亏损，实在撑不下去了。蒋经理只好离开，再次另谋出路。楼忠福知道了他的处境，也知道他有回头的意思，只是不好开这个口罢了。
这时候，楼忠福又主动来了。他向蒋发出邀请，说三建需要他，也欢迎他。蒋也总算放下了心理包袱，回来了。
“楼总，真不好意思。”
楼忠福一拳打在对方肩膀上。
“兄弟这么说就见外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
收服人心的事情确实不容易，通过这一系列“绣花”、“劈柴”的努力后，楼忠福在公司内部的威信一步步确立起来。但改革年代的“企业政治”毕竟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政治”，“越穷越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企业经营。在企业的蓝天下，个人威信和魅力的光芒，是无法在空气中被“光合”成“马儿的能量”的。马儿要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对外部体制力量格外重视的楼忠福，显然也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有清醒认识。他很明白，没有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在外面“行船的身份证”，也无法约束和管理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工人队伍，更无法铸造“铁打的营盘”。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
这不是空头许诺，而是说到做到的。1985年底，东阳三建派张伟钢等年轻职工去杭州参加培训，上课老师是浙江一建一位姓王的工程师。他当时每个月拿78元工资，加上年终奖金和平时上课的收入，一年总收入也就在1500—1600元收入。当年轻的张伟钢告诉他的老师，自己一年也能拿这么多的时候，这位王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瞠目结舌地说：“你们乡镇企业真有钱！我这个国有企业的工程师连你们一个普通职工都不如。”★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要说收入高，东阳三建的施工队长才是最高的，他们是拿利润分红的。当然他们也承担最大的经营风险，为公司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很快就成长出一批光荣的万元户了。
除了收入比国有企业高之外，公司每年年终都搞评选先进之类的活动，对先进者论功行赏。上世纪80年代物资短缺，热水瓶、手表、自行车等物品奖励，都能让职工高兴一阵子。
这些措施并不新鲜，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到。没有两下“劈柴力”，一个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不敢随便在待遇上跟国有企业比高低。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1节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的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圣贤说不出“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这样伟大的醒世恒言，但中国人对人的认知能力是足够清醒的，所以才有“于无字处读书”的智慧提醒。
人们获取知识和取得进步的途径，确实不只有书本和学校，而且书本和学校往往都不是效果最好的途径。“社会大学”中的“现实课程”，往往比教室内的书本来得更加深刻和有效。马克思也曾说过，社会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虽然时时为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经历而感觉不安，并在出任经理后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和进修。但是让他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可能并不是这些“有字的学习”。现实工作中的麻烦和困难，也许才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都走出了过去的单调，颜色、面料和式样都在不断地丰富起来。“干部装”虽然还是比别人多个兜兜，但更为神气的西装革履显然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泳装表演在争议中出现，而各种式样豪华的洋楼也从土地上冒起。1986年东阳三建所承建的一个工程要求铺设玻璃马赛克，这是一种新的建筑装饰材料，东阳子弟们以前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使用过。土八路碰见坦克车，自然是土法上马，按照过去老经验来做。可结果却是耗了工时又废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而毫无进展。那时候盖楼房是特别讲进度的，工钱尚可商量但进度却必须保证。无奈之下，楼忠福只好出高价钱到别的工程队请师傅了。
其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跟另一个教训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也是在1986年，东阳三建承揽了国家兵器部富阳疗养院的工程。东阳三建是以“投标”的方式取得这项工程的，但是那时候中国建筑市场还不知道投标为何物。所谓的“投标”，只不过跟农村“标”一堆猪骨头一样，在信息极不详尽的情况下凭眼力和经验估价，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就成交罢了。这个工程坐落在浙江富阳县风景秀丽的千岛湖景区内，楼忠福本以为这次是拾到宝了。可是随着施工开始，各种信息逐渐清晰和具体之后，才发现以260万承包来的工程，实际造价竟然需要400万。140万的亏损放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楼忠福和公司的同事都傻了眼，怎么办才好？是丢盔弃甲地逃跑呢，还是把问题摆出来争取对方的谅解和补偿呢？
然而，麻烦大了，有时候事情反而好办。楼忠福无奈之下，只好到北京找建设单位说明事由。对方也知道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有合同，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合同，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问题，显然对双方都有麻烦。最后北京方面从实际出发，补充了一个协议，东阳三建继续抓紧施工，保证工程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当然对方也要确保三建不赔钱。一个天大的麻烦，一转眼就变成了柳暗花明★。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同年发生在宁波的另一场麻烦，可就没有这么顺当了。东阳三建是在楼忠福出任经理后才开始进入宁波的，经过一年多的开拓，1986年基本站稳脚跟，业务也开展得不错。能成此局面，宁波施工队长李昌仁功不可没。这年他负责的一个工地，由于管理上存在众多漏洞，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资金就超过预算。可是李昌仁还没有觉察，这个情况是由公司会计发现的。根据会计的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要亏损50万左右。
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楼忠福立即从东阳总部派出“老建筑”杜洪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进驻宁波工地，一方面是核查账目，另一方面是保证工程继续顺利进行。
但是工地一线民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判断，整个工程亏损这么大，哪还有钱发工资，就算发得起工资也很低，赶紧走人吧！所以工作组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卷起包裹一哄而散了。集体企业的灵活性，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负优势”。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农民兄弟，他们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有国家的大树可靠、有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保障，他们才刚刚成为脱离集体的“自由人”，风险自担、冷暖由己。
自由的和尚是可以跑的，但东阳三建的庙不能跑，楼忠福这个方丈更不能一走了之。工程还必须继续，进度还必须保证。这不仅是亏损多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公司信誉、名声和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楼忠福和三建公司必须继续抓着。东阳工人不愿意干，就到温州、江西、安徽等地去找愿意干的人。为了稳定军心保证进度，楼忠福下令保证工人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干一天发一天的工资，干得快干得好的还有奖励。
最后，工程按时、合格完成，而整个工程亏损则是87万元。87万元正好是楼忠福1984年出任经理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的资产总值。这一仗自然是损失惨重了。
年来年去，冬去春来。1987年，还是在宁波，东阳三建的麻烦又来了。这年8月，《宁波日报》头版登出了一篇题为“黑手莫伸，伸必被捉”的新闻。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从题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