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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誸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11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6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第二部分：文章李敖与钱穆 胡适的关系（4）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特立独行”四字，堪称作家李敖为文为人的宗旨。在李敖自撰的自述中，随处可见他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李敖认为：“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
第二部分：文章李敖“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1）
文章李敖·自述
“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