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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利益的！最后我对特务们说，我的整个感想是‘台独’分子希望把这案子做大，咬住李敖，硬替他们捧场，对外宣传说，大家快看，‘台独’运动不但有外省人参加，并且还是顶呱呱的外省人李敖加入我们的行列！另一方面，你们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这案子做大，案子有李敖参加，自然就顿时变成大案，扣住李敖，硬替你们捧场，可以对上面报告破了巨案，可以多领奖金。这样双方你推我拉，我还有话可说？
“就这样的，我在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5房住了近一年后，被移送到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那天是1962年的‘二·二八’之日。在第5房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了，在这房中，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当10个月后，当小蕾终于写信来，说她不再等我了，我捧信凄然，为之泪下。……小蕾来信后18天，我终于离开保安处第5房，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我被关在第2房，当晚住进另一囚犯，自言是犯了军法的警备总部上尉袁耀权，名为同住，实为监视。第2房不到两坪大，扣掉1/4的马桶和水槽，更显狭小，散步5步就得回身，两人一起‘散步’每次都要侧身而过，其局促可知。过了几个月，袁耀权判了无期徒刑，调走了，我独住第2房，再转到11房，11房大了一倍多，可是最多时要住上6名囚犯。最后同房的黄毅辛出狱了，胡炎汉、崔积泽移监了，李国龙管训了，黄中国枪毙了，其他川流的囚犯也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住，不久便调到第8房，跟第2房一样小，但光线好一点。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共住了4年8个月，可是一个人在第8房住了两年半之久。”
李敖又说：“在第8房我是特权阶级：一、我有一个黄毅辛走后留下的热水瓶；二、我有一块大木板—破门板架起的‘书桌’。不过，‘书桌’架起后，全房只剩1/2的‘散步’空间了。我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8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推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我在1972年自保安处改押景美军法看守所后，等候军法审判。全部过程中，有可笑的一些变化。原来我在警总军法处被乱判‘叛乱’的‘主文’是：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六年。”
李敖走出监狱后，在回忆起他在监狱中的抗争时说：“在最后一次军法审判的时候，我虽一言不发，但却留了一张书面的意见，可以显示我采取‘缄默权’的根源，全文如下：‘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5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声，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100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第五部分：炼狱李敖“我决非‘台独’分子！（2）
李敖说：“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俊才老师：以18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台独”分子！’我14岁到台湾，现已40，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27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台独’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3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3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台独’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台独’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台独’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到，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台独’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诬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最后14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6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