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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敖打过的媒体官司，他与《自由时报》的几场官司是最为特别的。李敖曾成功地告赢《自由时报》一起“诽谤罪”，获得50万元的赔偿金，李敖得意地表示，《自由时报》曾经写了一篇“李敖开车闯红灯”的报道，但却不知道这原是李敖上邱彰节目时说的笑话，结果惹来诽谤之罪。
第四部分：争讼李敖我为什么打官司（图）
学贯中西 争讼李敖·自述
我为什么打官司
李敖在台湾从文数十年，亦涉讼数十起之多。他曾经在《李敖大全集》中，有专著《闹衙记》和《好讼集》生动记述了他参与数十起大大小小官司的经过。从这些专著里，我们不难寻觅到李敖打官司的来龙去脉与心路历程。这些官司无论大小，无论胜负，均有他特定的轨迹。那就是李敖是一个敢于向邪恶抗争的斗士，特别是他在白色恐怖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明知他申告的对手是权倾一方的高官，也明知他诉讼的结果往往败诉，然而李敖依然每次都不为邪恶所惑，只身上阵，以寡敌众，以弱对强。李敖为什么要打司官，他自己如是说：我从36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对手与法官更无宁日。36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第四部分：争讼李敖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1）
争讼李敖·自述
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
纵观李敖在台湾的涉讼经历，多与他在台湾所处困难受压的境地相关。其宁死也不肯向黑暗与腐败低头的硬骨头精神，是李敖数十年来闹衙涉讼的根本闪光点。一个在台湾虽有才学知识，却始终得不到用武之地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而且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逮捕，或者遭到监视，或者自己的著作遭到当局的无理查禁。种种生活的无奈与艰涩，促使李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严酷的抗战。其反抗禁书的1元钱官司和他在台中遭到当地官员查禁图书而引发的诉讼，就是李敖无数大小诉讼案的一桩。请看李敖自己是如何叙述此案的经过。李敖说：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自己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
“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46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6901元（内含已扣押46本书价6900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1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5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6901元，其中6900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1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1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1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的《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141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8月10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1987年3月13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一书，所开具三联单○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1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90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1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1987年7月2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