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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感激我，她可能早就成了比她爹还大快十岁的那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头的女人。跟着那老头日子肯定比跟着我强多了。就是因为有钱，白红云她爹头脑一热，不问我也就算了，居然连白红云也不问，就自作主张地答应把她“卖”给那靠几个臭钱支撑起来的一堆老骨头。
那种“卖”比我们现在的“卖”绝对不一样。那种“卖”你们不会说是“卖”，但比真卖还真；现在的“卖”你们都会说是“卖”，却彻头彻尾是假卖。
不把话说得越难听就越难懂了吧。什么卖不卖的，说白了就是你们说的所谓“骗婚”，我们的行话叫“仙人跳”。
当然，走这条路的风险确实是大了些。可世上许多成功都是风险的深加工。只要成功多于失败就行。我们已经连续成功了三次。这次失败是第四次。四次有三次成功还要怎么样？人一辈子哪能天天好运？
你可能会骂我没劲，简直就不是人养的。可你骂我狗娘养的也没用，因为这个主意并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有一半得算在白红云那小婊子自己头上。
或者算在那两个“小杂种”头上也行。
真的。真不是我要耍赖。我跟谁耍赖也不会跟自己女人和“小杂种”耍赖。那多没劲。
不信你去问他们，自从两年前“一不留神”被打断过一次胳膊后，我就已经不太怎么干老本行了。除非万无一失，除非到了买盐的钱也没了，或者白红云买卫生巾的钱也没了。
我两年后的重操旧业，真的与白红云和她生蛋一样生下的两个“小杂种”脱不了干系。
我还是把起因讲给你听听吧：我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下种的本领比往田地里下种的本领强多了。“大杂种”出生才两个月，“小杂种”又不声不响地在白红云肚子里生根发芽了。也就是说，“大杂种”出生刚刚一年，“小杂种”又出世了。我是独子，按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可是，“小杂种”一落地，乡计划生育办就来了一大帮人，要罚款。这是我想都没想到的。我说凭什么？他们说两个孩子相差不到三岁。我说这是什么道理？相差三岁是“生孩子”相差一岁就是“下儿”了？他们说那是政策，我说制定这政策的人肯定是牲口变的。他们一个个愣着眼不知我要说什么。我说，人不是牲口，只有牲口才是要后代才发情，可人动不动就发情，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播了种？
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在瞎起哄。更别想这能成为抵抗罚款的武器。好说歹说，最后我不得不接受罚款一千元的“从轻处罚”。我手头没钱，别人生了小孩整个“祝米酒”可以收几千上万元，可我穷得连亲戚六眷也没有。整“祝米酒”“整”的是内兄内弟，可白红云她家除有个完全可以改叫“白痴”的老爹外，一个可以被“整”的人也没有，连她娘也早就没了。
你叫我怎么办？计划生育办的人不会因为我说没有就不收罚款了。后来，我只好表态：三天后一定交清。他们大概以为我三天内会整“祝米酒”，那样就有钱交了，于是放了我一马。就在那天下午，有个哥们儿从号子里出来了，把电话打到我们村部，村长叫我去接过电话后，我便决心重操旧业了。
一直到几个月后再次落到“条子”手里。
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后，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一边接受白红云百般努力的“慰劳”，一边在考虑今后是不是还继续干下去，白红云突然说：“不如我们出去一起干吧，有我在你身边，总比你单枪匹马的强吧！”
这就是我的好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对男人而言，我觉得愿意跟你往一个坑里跳的那个绝对就是，哪怕那是火坑。
看来，我真得想法子把白红云找回来。
我甚至还想起半个月前白红云被别人老鹰抓小鸡一样从地面上提起来的画面。白红云一定摔得不轻，会不会摔断了胳膊大腿？被他们抓回去后是不是还要被打个半死？或者已经被打成了残废？会不会已经被打死啦？
我跳进黄昏的陷阱想了好多过去从没想过的问题。真的。
三
我当然不会将实情说给“条子”听。我对死老太婆也没说，更不用说“条子”了。更何况，跟“条子”说了实情，他肯定就不会帮我了。
我才没那么傻哩！
我的不请自到显然让“条子”有些吃惊。这当然不奇怪了。以前都是我被“条子”一次次“请”进来，从没有自己找上门来过。我跟这里的“条子”也就在我一次次的“进出”中混熟了。起码我跟他们都认识了。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去找乡派出所的“条子”而不是到县公安局，就是因为乡派出所的“条子”跟我更熟悉。有个名叫何光耀的“条子”还是我小学同学。尽管他不认我这个同学，但他改变不了我跟他同过学的事实。就像我再怎么瞧不起家里的死老太婆都改变不了她就是带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人一样。
我进门时是黄昏后的八点多。正好是我那同学值班。
迈进房门时，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高兴的原因有三：一是值班的“条子”是我同学，我可以围绕他产生许多美好幻想。我们同了整个小学。他之所以现在比我强，我想是不是他那名字取得比我好？“光耀光耀”，光宗耀祖。二是此刻他那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的样子。那一身堆在鼾声里的横肉，把原本不错的皮质办公椅压得哼哼唧唧，那分明就是死不甘心的太监压在痛苦不堪的宫女身上瞎忙，让人忍俊不禁。三是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崭新的手机。如果不是有事求他，我想都不会想就先把那部“三星”手机“毛”了，拿到县城千把块钱绝对好出手。我甚至条件反射般地屋内屋外晃了几眼，确信没有其他人之后，已开始考虑是否先“处理”完这部手机明天再来。
我想，我甚至可以用卖手机得来的票子请他痛痛快快撮一顿。那样他肯定会更卖力。
他＊的这小子不该破财，我正要下手时手机说话了：“首长好，首长好……”
我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又不是第一次跟“条子”们打交道。
在他睁开眼睛之前，我迅速退回到我该在的位置，然后忘了他是我同学，然后忘了他是瞎忙的太监，然后习惯性地鞠了一躬，然后只差跟着手机叫“首长好”了。
之所以没叫他“首长”，那是因为我还明白自己不是在“号子”里。我叫了声“耀哥好”。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情愿我对他的称呼里有个“哥”，但我从小就这么叫的。一个祖宗，一样的辈分，你让我怎么叫更好？他醒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接电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先来应付我。但是，他接电话的同时已经开始严肃地打量起我来，并走到门外左右光顾了一番。他显然是把我当成是被人抓来的。显然是这样。他接完电话，尽管我又非常友好地喊了一声“耀哥好”，他还是很机械地问道：
“谁把你带来的？又犯事了？”
我这才边给他递烟边解释我此行的目的。
经过我千般万般努力，最终他想必是相信了我所说的白红云被别人“拐卖”的事情。不然他不会那么得意扬扬。我跟“条子”“打交道”这么多年了，还从没见他们中有谁像现在这么扬扬得意地跟我说过话。他十分开心地一边让他的食指在我眼前耀武扬威，一边说： “狗日的何光汉啊何光汉，你这回真该成‘光汉’了吧？你他妈活该你，人家那么好一个丫头被你彻头彻尾糟蹋了，我看这回是好事，她被谁买去也比跟着你这狗日的强！”
我知道他这么骂我那就是有些信我说的话了。但我更明白，我决不能被阶段性的“胜利”冲昏头脑。我知道，我们这种人决不能直来直去地跟“条子”较劲，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要分胜负就要看是谁笑到最后啊……这都是我们的经验。所以，尽管我有了些曙光在望的感觉，还是习以为常驴唇不对马嘴地低着头只顾“是是是”。
“是什么是？是她跟了别人比跟你强？”耀哥吼道。
“是……是……”
“该不是你缺钱花把老婆也卖了吧？”
“是……什么？……不是！”
这个问题真他妈太毒，吓了我一跳。好在我见的场合多了，半点马脚也不会露。我知道耀哥只是没话找话来把我这种人和他们的档次拉开。我无所谓的，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再说也不一定“条子”就处处比我厉害。比如当扒手。如果他们个个都比扒手厉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