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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受众”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策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正面观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妖魔化”，相对而言，要把清史“写得好一点”（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古人”，认真听取当年那些“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和“客观形势论”，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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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