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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6＇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7＇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上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目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8＇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50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9＇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上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10＇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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