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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一边开始向后撤，一边用枪管威胁地画着圈。
他只好命令中止这次任务。
他看见牧师们吓得呆若木鸡，在原地站了几秒钟，也许更长，一动也不敢动。这给了他和其他人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从房间里退出来，左手砰地把门关上。他向楼梯跑去——同时呼叫斯蒂夫，这样他就不会错误地开火——跑上楼梯之后，示意他的同伴跟着他。斯蒂夫盯着他，什么也没问。三个阿拉伯人躺在血泊和牛奶里。有一个人在呻吟，明显还活着。另外两个人阿弗纳就不知道了。汉斯蹲在前厅的一根柱子后面，手里拿着枪。
“怎么了？”
“没什么。”阿弗纳把枪收起来，回答道。“那里没有人，只有三个牧师。”尽管阿弗纳几乎不说意第绪语，但出于某种原因，“牧师”这个词他还是使用了意第绪语。“我们都离开这里。”
一两秒不到他们就上了车。外面天还没有黑透。他们在教堂里只花了七八分钟时间。“卢塞恩。”阿弗纳指着西方对罗伯特说。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不要回苏黎世。他为汉斯和斯蒂夫打开车门，然后等卡尔开着第二辆车跟上来。
他们中速行驶在白雪覆盖、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阿弗纳想让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和烟幕弹扔掉，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内遇到了麻烦，那只能意味着牧师们报了警。他就会被他们认出来。聪明的办法是他一个人开一辆车，带着所有的武器，让卡尔和其他几个人开一辆车。这样他的同伴就不会受到教堂里枪击事件的牵连了。让所有的人都抓住就不好了。
为转移枪支弹药，他们在路边停了几秒钟。罗伯特说：“我们重蹈了利勒哈默尔的覆辙，是不是？”
“重蹈利勒哈默尔的覆辙，你什么意思？”斯蒂夫愤怒地说。“我们没有向任何侍者开枪。我们杀的是三个拿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的人！你以为那些家伙去瑞士教堂是为了吃饭？”
“好了，以后再说吧。”卡尔说。“我们现在只管开车。”
阿弗纳已经决定了，如果他被拦下来的话，他就说他从科莫湖来，刚过意大利边境。他对那个地方很熟，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地方。他所持的德国护照过境的时候不一定盖戳。如果他们不搜他的车，不发现这些枪，临时编造的“科莫湖”也许就成功了。
然而，在通往卢塞恩的路上没有障碍。
在卢塞恩，他们住进了安全屋。阿弗纳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当地的电话，让一个人来把武器拿走。然后他给“爸爸”在苏黎世的联络人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不在那里。”他对接电话的那个人说。
“在，他们在。”那个人回答道。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别的任何话都没说。谁说得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不在格拉如斯？但说得清的是，教堂里发生这一切之后，他们再也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了。有一点斯蒂夫说得对，毋庸置疑：三个身穿黑色羊毛衫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之所以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吃午餐。
“这次跟利勒哈默尔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阿弗纳对回到安全屋的罗伯特说。
“什么原因？”
“我们他妈的没被抓住。”阿弗纳说。“对不对？”
第十四章 伦敦
1974年5月，阿弗纳、卡尔和汉斯到了伦敦。
这是阿弗纳第二次来英国首都。特工野外训练期间，他在那里待过几个月。他的线人主要在德国——当然，除了“爸爸”之外——就好像汉斯的线人在巴黎、卡尔的线人在罗马一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是罗伯特和斯蒂夫经常去的地方。但伙伴们在见线人这一点上是灵活的。只要有什么传闻，谁在他们就派谁去查，毕竟他们只有五个人。虽然线人——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线人都是这样——总觉得与自己固定的联络人打交道更舒服一些，但如果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一般也会把情报卖给其他人。
现在，伦敦又来消息了。但罗伯特正在比利时忙，斯蒂夫很少请假，这次碰巧请了三天，此时正和他父母在南非度假呢。所以，只剩下阿弗纳、卡尔和汉斯来核实阿里·哈桑·萨拉米5月底要来伦敦看眼科医生的传闻了。众所周知，萨拉米有眼疾。
5月9号是个星期四，他们到达伦敦。汉斯去了一个安全屋。阿弗纳和卡尔住进了公爵街与格罗夫纳广场转角处的欧罗巴酒店。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准备袭击。他们只想和线人谈一谈，对现场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萨拉米会住在哪里？眼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哪里？有传闻说，萨拉米要在某个器械商店跟一些联络人见面。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因为阿弗纳仍然对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他想搞得准确一些。
格拉如斯也许不是利勒哈默尔的翻版，但终归是失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彻底失败。不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逃跑了——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而且阿弗纳和斯蒂夫朝另外三个人开枪了，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也许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虽然以色列突击队员朝手里有托加列夫手枪和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阿拉伯人开了火，但他们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尽管他们不在名单上。这是个错误。这是个过失。毋庸争辩，这是个大错。这样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做了。
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退一步说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指出了许多人对反恐行动所持保留态度的正确性。事实证明，那些持决不要出现一个错误的提法是愚蠢的。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是绝对正确的。戈尔达·梅尔的立场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保证，”据说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反驳，“不伤及无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这也是事实——也许正是这个论点最终让总理动摇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只有反恐行动宣称伤害的无辜者是最少的。
“他妈的，我们干掉了九个头子，”只要一谈到格拉如斯这个话题，斯蒂夫就会说。“要是空军干掉九个恐怖分子，得伤害多少市民？”
说得太对了。
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在反恐斗争和恐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虽然格拉如斯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它一定被隐瞒起来了——但如果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近距离射击一个无辜旁观者对以色列的伤害，比在中东冲突中用十颗地对空导弹炸伤几十人带来的伤害更大。
“轰炸机驾驶员可以乱炸一气，”卡尔说道。“炮兵们可以乱轰一气。他们甚至可以犯错误，而我们不能。”
这句话的用意阿弗纳和汉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罗伯特却被激怒了。“天哪，”罗伯特说，“当满汽车的犹太孩子被炸死时，恐怖分子们感到幸灾乐祸。当一些犹太孕妇被机关枪扫射时，他们为之自豪。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误，而是故意冲妇女和孩子们去的。天哪，他们是故意的！我们都在吵些什么？”
这也是事实。就在12月17日，突击队在格拉如斯突袭前几个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罗马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三十二名乘客被烧死，还有四十名乘客受伤。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特什姆纳，敢死队袭击了一栋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马洛镇，被“人民民主阵线”的恐怖分子挟持的二十二名儿童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恐怖分子们来说，杀害非战斗人员并不是错。他们大部分行动的目标正是这些人。
“那又怎么样？”对于这样的论点，卡尔总是这样回敬道。“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和恐怖头子们有别，你觉得很烦吗？我不烦。”
跟其他人比起来，格拉如斯的失误似乎对他的影响更深。他虽然不会坐在那里闷闷不乐，但他总是沉湎于思虑之中，在对一个新方案发表评论之前，总是衔着烟斗，思考的时间比平时更长。瑞士事件之后，谨慎的卡尔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纳呢，跟他是一样的。他对抽象的议论几乎没有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