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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