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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转回来说现实，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求适应，心里的不安然之态是难得都隐而不露的。于是在有些人（包括一部分学生）的眼里，我就成为不积极前进的人物，再升级就成为落后的人物。如何知道的？过去近半个世纪，加以记忆力差，不记得了，推想是还谈得来的几位同事善意相告，也许少数学生还有所表示。自知不好在佟府再呆下去，可是哪里去呢？不能不有走投无路的悲哀。而新时代，又很难自己找职业，只好忐忑不安地坐待。记得是1951年1月的下旬，学校诸事刚结束的时候，校长陈哲文说有事找我，我去了，一同到一个小馆吃午饭，席上他说出版总署用人做编辑工作，叶圣陶先生（时任副署长）托他找人，他推荐我去。并说如果同意，一两日后去见叶先生，确定做何工作。我表示感谢。就这样，我事后想，算是由崎岖小路转向阳关大道，因为变面对学生为面对书稿，就可以多动笔，少动口，且不说可以应付裕如，总不会像在学校那样困难了。
这可喜的事还带来一些悲痛，是我将离开佟府的消息传出以后，不少同事设宴送行，表示眷念之情。这送不能称为欢送，因为心照不宣，我是不得已而离开的。但终归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凄凉之意可以融化于杯箸间。学生就不同，记得有石英、任和等几个，总是来看我，谈着话就落泪。这使我既感激又悲伤。但是终于别了，我有时想到她们，也不年轻了，今生还能有机缘，花间、樽前，促膝谈谈往事吗？我是盼望能有这样一天的。
《流年碎影》 花事（1）
花是人常接触的外物的一种，与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在人生中就占有或大或小的位置，像是也应该说说。说，浅尝，容易，“陌上花开”是见，加点情，说“缓缓归”，也不复杂。深钻，即不管走到哪一步都问个所以然，问题就会来一大堆。首先可以问何以会有花。这容易答，是如人之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植物也有生命，就也舍不得灭绝，要传种。这样说，开花，亦男女居室之类也。传种是目的，开花是手段，目的要铁板钉钉，手段则可以万变。所以花之中就既可以有牡丹之大，又可以有桂花之小，既可以有荷花之娇艳，又可以有枣花之平庸。然后来了更麻烦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爱花。这里且不细追，问同是对于花，还有不同的爱，如陶渊明爱的是菊花，周敦颐爱的是莲花。也许还有任何花都不爱的吧？总是很少，可以不管。且说常人常事，由平房小院升为楼居，阳台仅可容一个人坐藤椅晒太阳，也要养几盆花；晨钟夕烛，忙得喘不过气，某园有花展，也要赶着去，买票进去看。这不新奇，更不犯法，没有人无事找事，问为什么。如果问，麻烦就来了，也许不得不找朱光潜、宗白华一流人去请教吧？这是说，难得躲开美学。而一沾染美学，两个问题就立即走到面前：一浅，是花为什么美；一深，是美是怎么回事。擒贼先擒王，先追究美的性质。异说纷纭，我仍是投靠人文主义，接受美国桑塔耶那的解释，“美是快乐的对象化”。这是说，比如看见茶花觉得美，只是因为心里舒服。可是，同是外物，何以有些看了舒服，有些就不舒服呢？大概还要找朱光潜、宗白华一流人上讲台阐明，而阐明，我们也未必能懂，尤其未必能信。所以不如接受现实，承认花美的现实，然后在这现实之内打些小算盘。我想到的是，人群，最大的分界是男女，单就与花的关系说，女性近得多，如绣是女性的专利，戴也是女性的专利。但绣，戴，是“只可自怡悦”吗？上帝，或上天，或自然限定，女性的种种，纵使密不透风，也会有男性插进来，仍说花，女性绣，戴，男性可以连人带花一齐爱，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偷看吴王苑内花”之类是也。至此，已经肯定花美，可以爱，然后“近取诸身”，说说我，主要是中年及其前后，与花曾经有什么样的关系。
成语有锦上添花的说法，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是质地要是锦，上面才能有花。我的第一故乡是农村，第二故乡是通县，印象是都没有人养花。所以谈与花的关系，要从到北京住开始。北京人的生活，受旗下人的影响，要尽己之力讲究。皇帝是超级大户，住地有御花园，其外近有三海，远有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自然都不少花。下降为各种府第，住处之旁也要有花园。再降，直到平常人家的平常院落，堂室之前有或大或小的空地，也要栽些花木如丁香、海棠之类。花木之外还可以种些草本花，或下地，或入盆。因为多有人爱花，养花，也就有了养花的专业，人名花把式，店名花店。此外，还有以培育某种花任人观赏扬名的，如崇效寺牡丹、刘园菊花之类。公园，日日有人进去游览，当然更不能落后，也就要培育多种花，摆在适当的处所，以图游人能够赏心悦目。这样，就个人说，养之外又多个任务，是某时到某地去看花，雅称曰赏花。
花，纵使从俗，认为美，门内也可以不养，门外也可以不看。我是养了，也看了，问心，甚至诛心，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想了想，真泄气，是如阮咸之晒犊鼻裈，只是未能免俗，至多不过是行有余力，弄一些品种，看它在自己的小院里吐艳放香，觉得有意思。但总有个时期，从许多人之后，看了养了，至少是曾经耗费一些精力，忆旧，也就应该说说。先说看。大概是由30年代前期起，断断续续若干次，春天是到崇效寺看牡丹。崇效寺在外城西南部，白纸坊以北，由广安门内以东不远南行，过一些残破街道和义地，就可以找到。寺坐北向南，不大。据说是唐朝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建的，那就是在幽州城内了。又据说寺内种枣树很多，所以王渔洋称之为枣花寺，其附近有枣林前后街，也许就是因枣树多而命名吧。到民国年间，寺已颓败，记得只有两层殿，不雄伟。可是在北京有大名，就是因为晚春牡丹花开的时候，自认为风雅的士女都要前往看看。我入内看不只一次，印象是门内左方那几丛确是开得不坏，肥大鲜艳，很美。名声大还来于有异种，绿色花和黑色花的。绿色的有印象，其实是物以稀为贵，如果也如深红、浅红之多，那恐怕就很少人欣赏了。我对这个寺多有怀念之情，是因为它年岁大，现老朽之态，可怜。还有个因缘，是4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伴同广化寺的两三位出家人，去那里做客，看寺藏的名迹清初和尚智朴画的青松红杏图以及许多名人的题跋。近午到那里，吃了一顿素斋，看了青松红杏图，果然自王渔洋以下，清朝各时期名士的题跋很多。辞别，以后就没有再去。迎来50年代，寺更破落，先是牡丹移中山公园，挨至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看报，知道仅剩的一个寺门也没有了。青松红杏图卷呢，能够逃过十年浩劫吗？我有时想到这些，感到人祸之可怕；知人祸而不敢溯本求源，以致“殷鉴不远”而不能利用，就不只可怕，而且可悲了。
还是话不离题，说看花。又是常看的一处，园的菊花。还有更值得怀念的因缘，是我的一个可敬可亲的朋友刘慎之在那里培育菊花。园原是花主人刘文嘉的别号，推衍为艺菊之园的名称。园在新街口以北路西，占地面积不小，据刘慎之说，地原是他家的，因家道中落卖与刘园，也就因为这种关系，他无业，才到花园帮工混饭吃。刘园是湖北人，日本留学学法律，在湖北和东北做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