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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在心理分析方面，张爱玲善于“利
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人物“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
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
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又说：“新旧文学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
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
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文章还对《连环套》予以严肃批评，并指出
张爱玲创作题材偏窄，局限于男女间的事情，同时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
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在这里值得一提，它不仅是对傅雷的批评的回应，而且由于其
中阐明了她的审美观点与创作见解，对评价其作品相当重要。在这篇文章中，她宣称自己喜
欢有更深长的回味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喜欢采取善
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
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
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她虽然喜欢素朴，却
“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文章虽或过于华靡，心所
向往的还是海水一般“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虽然“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是意
在写出人性的素朴与放恣，并有意于“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
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要了解她的凄迷、惝*w的小说世界，不可不细读她的这篇文章
。
海外兴起“张爱玲热”，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她辟专章，并给予极高评
价直接有关。夏氏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
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说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
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
《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张爱玲创作的特色包括：（
一）意象繁复、丰富，“《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
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
的程度。”（二）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三）处理人情风俗十分熟练，对人的性格揭示深刻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一方面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
说的影响，心理描写细腻，且能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得益于旧小说
，对白圆熟，和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
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夏志清还指出，“张爱玲是个
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
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在她的若干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
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在夏志清评论之后，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著出了不少。一部分致力于对张爱玲作品进行
深入探究与赏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所收论文，如在《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他分析张爱玲对意象娴熟而巧妙的运用，为读者打开了观看张爱
玲小说世界的又一视境。《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虽为大胆的假想分析，
却也别具只眼，富有新意，开掘出了作品中形象意蕴的繁复层面。《潜望镜下一男性——我
读红白玫瑰》一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人物心理描写更是有精彩的解析，以郁达夫的不
足作对照，或有扬此抑彼之嫌，但听水晶细细道来，使人对张爱玲洞察人物心理之深与表现
技巧之高，不能不佩服。水晶的评论，能引起读者对张爱玲作品更为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
研究论著评析了以往评论中较少谈到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近作，扩大了对张爱玲的了解。
另一部分则是对张爱玲创作有不同看法，并展开了交锋。
对张爱玲创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者可以唐文标为代表。唐文标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活在
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是“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在《一级
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一文中，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及其构建
的角度，指出张爱玲的世界是荒凉的，“死”的，里面的人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
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
文标与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张爱玲创作题材狭窄，人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人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人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
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人对《怨女》和《金锁记》进行
比较，认为《怨女》在情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深入，也缺乏深度和严谨的结构
（王拓：《〈怨女〉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人认为，《怨女》削除了女主角的女儿
，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女》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
《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小说成就及其
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
《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
证人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
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
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
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这一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
极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人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丁尔纲
：《“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五年第四
期）。也有的看重她“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
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
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
，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金宏达：《张爱玲短篇小
说选·前言》）还有人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是小说十足的‘现代气息’，在她精心营构
的艺术世界里所展示的地道文化人意识实现了对以往小说镜子般反映生活模式的超越，……
另一方面，却是小说的平民化表现。”（王嘉良：《贵族艺术的平民化表现》，《天津社会
科学》一九九○年第一期）。也还有些研究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张爱玲的创作，如从作
为创作主体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来理解她的作品（宋家宏：《张爱玲的
“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对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
》作具体的比较研究（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以及从女性文学演进的角度阐述张爱玲作品的